世界范围普遍存在的政治关系,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中发挥各自的作用。中国的关系型社会,在历史、文化的影响下,让政治关系显得尤为重要。我国正在经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虽然权利逐渐由政府下放到市场,但是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以及在资源配置上发挥的主导作用,在外部制度环境不完善的情况下,使得政府权利有着非常大的发挥空间。政商两界之间的密切关系影响着企业的经营发展,这让政治关系在近年来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目前研究政治关系经济后果的文献较多,而讨论建立政治关系动机的文献相对较少。本文综合研究政治关系动机及经济后果,深入讨论企业政治关系偏好的制度原因,从制度环境的角度探讨政治关系对公司业绩的作用机制,完善和深化对政治关系影响公司业绩表现这一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全文共分为六个章节。首先,在第一章的导论中,阐述了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提出了研究方法,简要介绍了全文的内容和框架。然后在第二章作了文献综述,按照政治关系的经济后果以及政治关系的制度诱因这两方面对文献进行归类介绍。在政治关系的经济后果这一部分,进一步细分为三方面进行文献总结,政治关系的正向效应,政治关系的负向效应,以及综合前面观点而提出的政治关系的双向效应。政治关系的制度诱因的文献则从法与金融的制度层面扩展到其他制度环境因素,论述在制度环境下政治关系对企业所发挥的作用。接着,在第三章里对文章所用理论进行分析,作为全文的理论基础,主要有寻租理论和制度理论。寻租理论中详细介绍了寻租的起源和发展,寻租的类型和表现形式以及寻租行为所产生的影响,将政治关系的作用。制度相关理论基于制度经济学,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定义、作用、变迁、影响,同时,介绍了中国非正式制度环境,着重于关系文化、制度缺陷和政府干预的现状。以理论分析和文献回顾为基础,第四章进入实证设计,具体包括提出研究假设,数据来源、样本选取、变量定义以及模型设计。实证研究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不考虑制度环境,研究政治关系对公司业绩的影响；第二部分加入制度环境因素,深入探讨政治关系对公司业绩的作用机制。两部分的实证研究中均区分政治关系的不同类型,政府官员政治关系和代表委员政治关系。两部分分别提出假设如下：H1：政治关系有利于公司业绩的提升。H1-1：政府官员类政治关系对公司业绩影响不具有明显的方向性。H1-2：代表委员类政治关系对公司业绩有提升作用。H2：制度环境不完善,政治关系作为非正式制度安排对正式制度起着补充和替代作用,提高公司业绩。H2-1：政府干预程度越高,越能体现政治关系对公司业绩的正向影响。H2-2：非国有经济越发达,政治关系对于公司业绩的正向作用越小。H2-3：金融发展水平越落后,政治关系对公司提高业绩作用越大。H2-4：法治水平越差,政治关系对公司业绩的正向作用越明显。在实证设计完成后,针对上述假设进行了数据处理,包括描述性统计,相关性分析以及多元回归分析。第五章根据理论分析对数据处理结果进行分析,得出以下实证结果：在第一部分实证回归中,未考虑制度环境因素,政治关系与企业业绩显著正相关,表明政治关系能够提高企业业绩。在第二部分的实证回归中,因制度环境因素的加入,政治关系变量系数由正变为负,与企业业绩显著负相关,表明政治关系降低企业业绩。而交叉项系数显著为正,又表明政治关系在与制度环境的共同作用下,提高企业业绩。进一步考虑交叉项的性质,得出政治关系与制度环境替代关系。制度环境变量系数的正向显著表明制度环境的完善有助于企业业绩提高。区分政治关系类型,政府官员类政治关系作用不明显,而代表委员类政治关系与企业业绩关系显著。政治关系对企业财务业绩作用明显,对企业的市场业绩作用较为欠缺。在文章的第六章,综合理论分析和实证结果,理出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全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政治关系对公司业绩既提高又抑制这两方面的影响同时存在。在我国制度环境不完善的情况下,综合政治关系的正负两方面作用考虑,总体上体现出政治关系对公司业绩的促进作用,但是其抑制作用仍然对公司经营造成影响。代表委员类政治关系作用明显于政府官员类政治关系。代表委员类政治关系大部分为企业主动寻求政治关系,为企业发展带来好处。政府官员类政治关系既出现主动寻求,又存在被动联系,最终作用方向不明显。因此,主动寻求的政治关系,体现出其“关系”效应,有利于提高公司业绩,而被动建立的政治关系则更多体现出“政府干预”作用,降低公司业绩。制度环境因素是影响政治关系作用的深层次原因,外部制度环境是否完善,影响到政治关系对企业业绩是提高还是抑制,进一步影响到企业建立政治关系的意愿。在制度环境不完善的地区,民营企业倾向于建立政治关系,发挥对市场机制不完善的补充与替代机制,获取利益,提升业绩。在制度环境完善的地区,公平的外部机制能够保证企业发展所需的制度支持及资源获取,政治关系对企业业绩能起的作用有限,不一定能弥补所支付的关系成本,出现降低企业业绩的可能,企业的政治关系意愿降低。政治关系的正向作用源于其作为正式制度的替代与补充,发挥正式制度的功能,给予企业制度保障及资源配置优惠,以此提高业绩；然而政治关系实质更多地体现出政府干预的弊病,有损公平,不利于企业发展,对企业业绩起到负向作用。因此,仅依靠政治关系对正式制度的替代与补充作用来提高业绩是不可持续的,制度环境的建设和完善是支持公司业绩提高的根本原因。本文的研究创新点：本文将政治关系的建立动机和所形成的经济后果纳入一起进行研究,从政治关系的根源出发,更为全面和系统地研究了政治关系这一问题。提出了制度环境是决定是否建立政治关系的重要因素,影响到政治关系对企业业绩的作用的观点。在制度较为完善的地区,政治关系所能发挥的作用有限；而制度缺乏的地区,政治关系带来的效用通常能够弥补寻租成本,建立政治关系成为众多企业的选择。本文引入制度环境这一因素,深入剖析了政治关系的双向作用机制。政治关系天然属性源于政府干预,不能提高企业业绩,它的正向作用,是因其作为不完善制度环境下的一种非正式制度,对正式制度形成了补充和替代,发挥了正式制度的作用,在资源配置等方面给企业带来诸多便利,从而提高企业业绩。区分了代表委员和政府官员这两类政治关系,进一步归纳为主动型和被动型政治关系,得出主动寻求的政治关系,体现出其“关系”效应,有利于提高公司业绩,而被动建立的政治关系则更多体现出“政府干预”作用而降低公司业绩。本文的研究局限：本文所采用的数据区间是2007到2009这三年,研究区间较短,数据并非最近数据,较为滞后。由于数据搜集难度的限制,本文研究对象为上市民营企业,并未涉及到更为广大的未上市民营企业,而相比于上市民营企业,非上市、小规模的民营企业范围更广,也更具有普遍性。本文中政治关系定义为董事长和CEO是否为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其他类型的政治关系并没有加以考虑,由于政治关系并没有统一的衡量标准,如果采用其他的定义则可能出现不同结果。政治关系的衡量采用虚拟变量的方式,仅判断是否有政治关系,对于政治关系强弱程度还欠缺更为合适的刻画。本文的制度环境是由四个制度环境分变量分别考量,因为四个制度环境分变量直接具有高度相关性,同时放在一个方程内会产生内生性问题,这样分开代入虽然能够避免,但对于制度环境这个变量只能综合四个回归方程的结果进行考虑,缺乏一个对制度环境整体的定量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