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九世纪之前,由于种种原因,空间概念不同程度地遭到了各学科理论界的漠视。进入十九世纪,伴随着资本主义积累形式的巨大转变,资本与空间的关系被日益拉近,全球化随之兴起,这使得人们在生产和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有着十分强烈的空间体验,在这种背景下,西方理论界出现了空间政治哲学转向。作为其中的代表人物,美国学者大卫·哈维(David Harvey)以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念,汲取和研判新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理论思潮,逐步建构了其空间政治哲学思想。地理不均衡发展理论是哈维空间政治哲学思想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这种理论建立在哈维对于资本主义空间生产即“空间规模生产”和“地理差异生产”分析和研究的基础之上,他认为此二者是地理不均衡发展产生的自然——先天因素;而资本主义空间生产是通过“时空压缩”与“时空修复”手段而进行的全球范围内的资本积累活动,这是造成地理不均衡现象进一步恶化的社会——后天原因。地理不均衡发展理论的形成得益于哈维早期实证主义地理学的训练而延伸出的“三种空间”以及后期通过人文主义地理学转向而延伸出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理论”的基奠,他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为方法论,对有关不均衡发展的彼此重合但又相对独立的理论流派进行了系统性的分析和解读,提出了具有元理论诉求的“统一场论”,开辟了通往地理不均衡发展一般理论的理论通道。通过对于地理不均衡发展“统一场论”的整体把握和分解研究,不难发现“统一场论”中包含着两条基本的逻辑主线,即资本逻辑与权力逻辑。其中,资本逻辑是作为基础而存在的,它是资本主义地理扩张的始作俑者,正是由于资本积累固有的矛盾与危机并未在地理扩张过程中得到根本的解决,所以,地理不均衡发展现象被进一步制造出来,在全球化空间生产时代,这主要表现在城市规模空间与全球化规模空间中的地理不均衡发展。通过研究,我们进一步发现,对于地理不均衡发展与资本主义发展关系的分析并不能建立在单向的历史轨道之上,要将二者理解为交替存在、互相催生、彼此影响的辩证的资本逻辑演化过程。在资本逻辑的催化下,地理不均衡发展理论的权力逻辑得以被挖掘和延展,这为哈维的新自由主义理论、新帝国主义理论、解放政治理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视阈和研究抓手。新自由主义的移植、扩散与演化加剧了全球范围内的地理不均衡发展,也正是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发展的全球化,催生了资本积累地理过程的不均衡理论,人们认识到不均衡地理在当代哲学实践中的基础性地位,以及这种理论在社会学、经济学等不同学科的穿插和交织;地理不均衡发展“统一场论”中的资本逻辑和权力逻辑的交替作用为解释新帝国主义的实质提供了理论支持,新帝国主义作为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中权力的资本逻辑和权力的领土逻辑共同作用的产物,内在的将不均衡地理发展蕴含其中。当然,哈维的理论旨趣不仅仅只停留在批判和解释的层面,通过对乌托邦理想的重新建构进而形成其融入了地理学元素的马克主义解放政治学理论才是其最根本的理论诉求。哈维认为,彻底的社会解放应该把多种具有差异性的权力组织起来,在这方面,地理不均衡发展理论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在理论定位方面,哈维的地理不均衡发展理论探寻出解放政治理论空间维度之先机,开创出不均衡发展理论空间研究之先河,是一种具备元理论气质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理论。联系实际来看,剖析和解决当代中国复杂多变的空间生产活动,形成符合中国特色的空间生产理论是我们进行理论研究的重要落脚点,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如何透过多种理论视角去阐释和挖掘中国空间生产的表征和实质,在这方面哈维的地理不均衡发展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借鉴与启示。同时,理解和把握中国空间生产过程中的资本逻辑隐性影响,挖掘和阐释当代中国空间生产过程中的不均衡现象,对于我们建构社会主义空间生产理论具有巨大的理论价值。通过对资本逻辑影响下的城市更新实质和动力机制的研判,我们理应汲取经验,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努力寻找空间正义在社会主义城市空间生产过程中的适用领域,并在此基础上尝试探求中国城市空间生产的正义之路,以期创造性的构建不同于西方国家单纯以资本和市场为中心的空间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