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金融危机以后,各国银行监管当局为解决金融危机造成的一系列混乱问题,保证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平稳运行,采取了一系列严格的监管措施,巴塞尔委员会也于2010年颁布了新的银行监管规则《巴塞尔协议3》,中国银监会随后也迅速出台了一系列监管新规,银行业步入严监管时代。有些人认为这些监管规定是有益的,如保护了金融消费者的权益,降低了银行破产的可能性并提高了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但也有人认为这些监管规定会加重银行的合规负担,尤其是对小银行施加了与其规模不成比例的合规负担,从而降低了消费者的信贷可得性,甚至阻碍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由于大银行对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可能构成潜在的高风险,小银行应免受针对大银行有用或必要的监管。因而,为所有银行统一制定的监管规则可能会给规模较小的银行造成相对大银行而言更重的合规负担。国外的众多研究成果也表明,银行合规成本存在着规模经济效应,随着银行资产规模的扩大,银行合规成本占其非利息支出总额的比例反而更低。但尚没有学者对中国银行业监管是否给国内小银行造成不成比例的合规负担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难以得到银行合规成本的相关数据。本文借鉴国外有关学者的研究方法,以非利息支出作为银行合规成本的代理指标,通过统计“应当”、“必须”等表示银行法规限制的关键词的词频来衡量银行监管力度,研究银行监管力度变化对银行非利息支出的影响,进而研究中国商业银行合规成本是否存在规模经济效应。本文首先梳理了银行合规成本规模经济效应的相关理论,并阐明银行合规成本存在规模经济效应的特征事实。然后选用了国内52家商业银行从2010年到2018年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以银行监管当局常使用的2000亿元总资产为标准,将52家商业银行划分为22家大银行和30家小银行,然后分别进行回归分析以研究中国的银行合规成本是否存在规模经济效应。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在中国的银行业监管体系下,银行监管力度的变化对小银行非利息支出的正向影响更大,即银行合规成本存在着规模经济效应,小银行需付出更多的合规成本。因此,为降低小银行的合规成本,银行监管机构应当在考虑银行规模的基础上对大银行和小银行制定差异化的监管政策,为小银行单独制定一套适合于其自身发展的监管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