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是我国古代哲学、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政治、艺术相结合的一部巨著,是中国最古老文献之一,被儒家尊为“六经之首”。《易经》自17世纪首次以拉丁文传入欧洲后,被陆续翻译成法语、英语、德语、意大利语等多种语言。其中,《易经》的英译本最多,而最新的当属维京企鹅出版社于2014年出版的著名英国汉学家、文学翻译家闵福德的译本I Ching:The Essential Translation of the Ancient Chinese Oracle and Book of Wisdom(下文简称I Ching)。该译本一经出版,好评不断,并于2016年获得澳大利亚“卓越翻译奖”,被评价为“一个对中国早期经籍具有决定意义的译本”,引起了国内外《易经》爱好者和翻译研究者的高度关注,其译本研究价值不言而喻。布尔迪厄的社会学理论认为,语言是人们实践活动的中介,而语言的实践性是由人们在实践活动中的场域、资本和惯习所决定。翻译是两种语言交流的社会实践活动,译者作为行动者,其主体性作用对翻译过程和结果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译者主体性主要是指:译者在客观环境的基础上,为了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以体现译者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审美创造性。译者主体性主要表现为受动性、能动性和为我性。而闵福德一向认为自己的翻译很“自由”,通过其《易经》英译本研究发现,其所谓的“自由”就是其译者主体性得到充分发挥的体现。在翻译研究的社会学转向过程中,译者的主体地位和作用逐渐突显。因此,译者主体性研究也成为翻译研究的重要关注。本文以布尔迪厄社会学理论为指导,运用该理论核心思想——“场域”、“资本”和“惯习”,对《易经》闵福德译本中的译者主体性进行研究,探讨译者在翻译实践中,如何克服受动性,发挥能动性和实现为我性,旨在为《易经》的英译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布尔迪厄社会学理论下,翻译活动是拥有不同资本的译者凭借个人惯习在翻译等社会场域中进行的社会实践。译者以现实客观条件为基础,并受其限制,但译者通过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地解决受动问题。通过详细分析,本研究得出结论如下:闵福德在翻译《易经》时充分发挥了译者主体性,使他的翻译更“主观”,达到译作更“中国化”的为我性。具体表现为:第一、译者虽然受到既有《易经》翻译场域限制,但通过威妥玛拼音和现代汉语拼音并用、选译现代易学作品、自占自解等中庸之道解决已有译本带来的不利因素,克服译者受动性。第二、资本是译者进行翻译活动的物质保障,是译者发挥能动性的必要条件。译者利用雄厚的经济资本,选择心仪的源语文本;借力优质的社会资本,成就卓越的译本;掌握充实的文化资本,灵活运用翻译策略和方法,充分发挥译者能动性。第三、译者凭借个人惯习,通过选择多个中文底本、添加个人评注、增补汉字和借用拉丁文的手段实现译者为我性。译者调动各种能力、采用不同方法来解决翻译中的各种困难,不仅成功地翻译出学术价值与实用价值并重、与时俱进、更“中国化”的《易经》新译本,还以汉学家身份,以《易经》为媒介,客观地向英语读者传播了中国哲学和文化,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语言性和社会性是翻译活动最为显著的两个特征。本研究从社会学视角研究《易经》英译,使其走出语言的局限,进入翻译活动的社会性特征,促进翻译研究辩证、动态发展,体现翻译研究社会学转向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