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是20世纪80年代崛起于文坛的先锋小说最具代表性的作家。1983年开始走上文坛的余华和当时的许多作家一样，写了一些表达温情的作品，写得清新优美。1986年是余华的蜕变期，主要是由于受卡夫卡的影响，于1987年1月在《北京文学》上发表了短篇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这标志着他正式作为先锋派小说家登上文坛。在以后的十年里，余华以一系列的作品引导我们进入一个充满了欺诈、暴力、杀戮、阴谋、荒诞的荒唐世界，这使他的作品丝毫没有一点亮色和希望。然而，余华在90年代的创作中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转变， 1991年，余华推出长篇小说《呼喊与细雨》，这被认为是当年文坛上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余华对自己在八十年代的创作经验和创作理论的突破。之后，余华又于1992年与1995年写出了长篇小说《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充分地显示出余华新的小说创作风格的形成或成熟。第二次飞跃后的余华表现出新的创作特点：由叙述暴力转向表达苦难。余华初期的小说，篇篇脱离现实且充满暴力。如《现实一种》、《一九八六年》、《十八岁出门远行》、《四月三日事件》、《河边的错误》、《古典爱情》等等，余华通过系列化的暴力描写，展示了一个文明历史所遮蔽的暴力和血腥本质。如果说余华在八十年代的小说以审恶溢暴为已任的话，那么他在90年代小说转型之后，则更倾向于表现人的苦难。苦难在他的转型小说当中沿着两个方向扩展，一是直指终极的生命悲剧，一是指向人必须直面的生存困境。二、由表现人性恶向表现人性善转化。在余华前期小说中，人性恶可以说是余华小说创作的焦点。通过人性恶这一主题，余华表达了自己对现实的绝望，对命运的绝望和对人性的绝望。然而当余华沉到绝望底部之后，我们却从《呼喊与细雨》开始，从他小说对<WP=42>人性表现的微妙变化中，读出了“希望”。第二次飞跃后的余华，不再把人性恶作为苦难的渊薮来处理，而是把命运的不幸与现实的甚至时代的因素加入进来，从面在总体上产生了“人间有温情、苦难可救赎”的主题话语。三、小说阅读趣味的回归。与上面提到的小说主题变化相对应的，就是余华开始注重小说的阅读趣味。余华八十年代的创作，是以反叛传统的面目出现，不注重故事的趣味，情节的趣味和语言的趣味，因而与现实生活之间有很大的距离，对读者的阅读定势造成了最大程度的干扰。而九十年代的小说创作，虽然余华仍不以阅读趣味作为自己明确的追逐目标，但是他却开始注重小说的故事性，并且对现实主义精神有很大程度的吸纳，尤其是他开始把目光投向现实生活中的普通人，保持了原有的对心理、直觉的细腻描写，去掉了那些过分地变形、幻觉以及过于技术化的时空切割、变换，这使得他的小说增色不少，且更具生命力。余华自己也承认，“这样的写作十分美好”。四、对余华九十年代创作的评价。对于余华九十年代创作风格的转变，无论读者或是评论家都有见仁见智的看法。概括起来无外两种：一是认为余华的转变是为了迎合大陆锐变中的消费心态，暗示了余华对自己价值观的妥协和他趋于保守；另一种认为余华的先锋意识更深沉、更含蓄、更精微了。本文力争客观地从四方面概括了他的转变及原因。（一）、余华相信作家是应该在变化中探索完善的。也就是说，他的转变是他自身求变的主观要求，正是由于他求变，才使得他努力适应社会对文学提出的新要求，才使得他努力寻求一条解决自我和现实紧张关系的“温和的途径”。（二）、余华求变的过程也是自己渐趋平和（保守）的过程。本文还从后现代对中国由表及里的影响、先锋文学形式实验的不长远性两方面，对余华的渐趋平和，或说保守的原因，作了一定程度的挖掘。 <WP=43>（三）余华的转型也是他深隐的人生关怀表面化的过程。余华早期小说篇篇都是对灰色人生和人性的展示，人们从他冷漠的叙述、对苦难的无动于衷中，能看到的只有‘绝望’两个字。然而这种对人性的绝望正是深含在对人性的热切呼唤之中，绝望得越彻底，期盼得越深沉。转型后，余华“愤怒与冷漠”逐渐消失，人性的光辉、人性宽容与善良、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开始在字里行间跳跃，而作家对人生的终级关怀也就更显得义无反顾了。（四）、余华小说是否还具有先锋性。关于这一点，从余华自己的言谈中可以看出，他对自己的先锋性当仁不让。但是进入九十年代以后，由于世俗和平庸文化原则的确立、对传统文学和现实主义精神的吸纳、受后现代主义的催激等，中国先锋派小说的形式探索确实走到了穷途末路。一方面，从世俗的眼光，我们可以看到一批“晚生代”作家的创作来势汹汹，克服了新潮小说在探索中出现的问题并达到了高度的超越；另一方面，先锋派本身也在其越发亲切自然的同时，与“先锋”二字的距离拉得越来越远。所以余华的“先锋派”到了九十年代就很有一些偷梁换柱的样子了。所以我们说，余华绝对仍然是八十年代中后期的“先锋派”的代表作家，但绝不是当代作家的先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