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爵制度是中国传统王朝典章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王侯之爵作为显贵身份的标签,历代君臣将相都非常重视。辽朝虽是北方草原民族——契丹族所建政权,但它继承的是唐末五代的政治遗产,其封爵制度在爵名、等级、食邑规定等各方面继承唐制的特点非常鲜明。同时辽代爵制也形成了一些本民族的特色,对后世制度又有一定的影响,是中国古代封爵制度史中不可或缺的一环。目前辽代的封爵制度研究成果较为稀少,且缺乏系统性、完整性,有很多问题值得深入探讨和研究。因此,本文以辽代封爵制度为研究对象,对辽代爵制的发展演变、各等级爵位的封授状况、范围、标准以及爵位管理等问题进行多维度的研讨,以期较为全面地揭示辽代爵制的基本内容和特点。本文除绪论、结语外,共分五章。第一章为辽代封爵制度的确立与演变。辽代爵制大体可分为前、中、后三个发展阶段。前期为太宗至穆宗朝,太宗时始见爵位封授,至穆宗朝仍在缓慢推进,是辽代爵制的确立和推进期;中期为景宗至兴宗朝,这一时期封爵更为制度化,爵位封授比较集中,有了较严格的制度规定,为发展与完善期;后期为道宗至天祚朝,道宗朝开始限制高爵,五等爵延续中期特点,封授规模较大,此后包括天祚帝时时有封授不依制度的现象,可归为爵制的变革与衰微期。第二章为辽代国号王爵和特殊王爵。辽代国号王爵有两字国王、一字国王、一字王三个次级,国号王爵的封授大致可分为确立(太宗至穆宗)、繁荣(景宗至兴宗)、衰落(道宗至天祚)三个发展阶段。国号王爵封授范围较广,以皇族、后族为授爵主体,一般契丹人及异族功臣获封者相对较少。从封授标准看,国号王爵首重受封者的出身状况,是否具备突出的功绩是次要因素。此外,辽代国号王爵采用的国号存在高下之别。特殊王爵集中在辽初封授,中期有个别封授行为,主要是为区别不同受封群体而设。第三章为辽代郡王爵。辽代郡王封爵大致可分为前(景宗前)、中(景宗至兴宗)、后(道宗至天祚)三个时期。郡王封授范围与国号王爵相似,宗室、后族占据绝对优势,封号主要以郡望原则确定,皇室近亲所用的封号比较特殊。兴宗朝以后,不仅皇室近亲、其他人的郡王封号也有不以郡望确定的现象,转而更多地采用与辽朝境域相关的封号。此外,各郡王封号之间也存在一定的等第关系。第四章为辽代五等爵。本章主要考察辽代五等爵位的封授状况。辽代五等爵分为国公、开国郡公、开国县公、开国郡侯、开国县伯、开国县子、开国县男七个等级。五等爵的封授规模较大,目前可考者有181人次;封授对象以汉人为主,占据近八成比例,余者基本为契丹人,但出自契丹贵族者相对较少。从封授标准看,五等爵的封授以赏功为主。第五章为辽代爵制管理。本章主要研究辽代升降爵制度、食邑制度、官爵关系等问题。辽代对爵位管理有因事、因功升迁爵位,也有因罪或过失而降封或削爵的情况。辽代爵位的食邑标准有明显沿袭唐制的痕迹,但也有变革,比唐制标准偏高的情况较为常见,食实封的标准基本为十分之一,自伯爵之下均无实封。辽代爵与官有相当密切的关联性,尤以获王爵、国公爵者受封的官职较为集中,以枢密院主要长官、南北府宰相、诸京留守、诸节度使最为常见,受爵者也多有荣官称号。结语归纳和总结辽代封爵制度的特点、作用与影响。辽代爵制是在吸收中原爵制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受爵者具有明显的群体分化特点,封授范围较隋唐更广,因亲封爵的范围也较大。这一制度在运行中起到了明确等级关系、笼络人才、巩固统治以及移风易俗、引导社会行为取向等积极作用,但纵观辽代历史,偶见受爵的皇亲国戚谋叛、争位等行为,也存在不利于政权稳定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