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标准常被视为翻译活动遵循的准绳，衡量译文质量的尺度，以及翻译工作者应努力达到的目标。翻译标准是翻译理论的核心问题，但是翻译界对此还没有完全一致的定论。罗新璋在《翻译论集》的序言中将我国传统的翻译理论提炼为“案本—求信—神似—化境”，这些理论也常被视为翻译标准，用来指导翻译实践和开展翻译批评。国外传统译论对翻译标准的探讨主要有这几种观点，即“三原则”、“等值说”、“等效说”等。这些翻译标准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尽量向原作靠拢，即“忠实”标准。不过它们的缺陷在于，这些标准是一种先验的、一元的、静态的、根本达不到的规定性标准。 现当代翻译标准的研究呈现出“多元”的局面。辜正坤先生的“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提出翻译可以依据不同情况设置不同的多个标准；吕俊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下提出“三标准”作为翻译的最低标准；杨晓荣的“中和之道”提倡研究制约具体标准的因素，即条件。只要条件一确定，翻译标准也就明确了。另外，认为传统“信达雅”作为翻译标准的学者仍有不少，如王振平、彭长江、王向远等。国外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译学界出现了各种翻译理论，如“多元系统论”、“目的论”、“文化功能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等。这给翻译标准的研究带来了不小的冲击，人们不再视传统的忠实标准为理所当然，转而重视译入语文化环境、译者因素等的研究，翻译标准的研究也转化为对译作产生和接受的制约因素的分析。这主要见于翻译规范的研究以及对翻译过程的分析，而翻译质量评估模式也主要是分析语言符号转换的相关制约因素。试图以普适的标准指导实践，衡量译作质量的观念在西方译学界已难觅踪影。这主要是由于学者对翻译本质的认识不统一，翻译实践的多样化以及读者地位的明显提高。西方译学由结构主义一统天下到多元观念并存的变化，解构主义在其中可谓功不可没。 解构主义是颠覆传统、消解二元对立、倡导不确定性的一种思想，论文将对它的主要思想作简要的概括，探讨它对翻译标准研究带来的影响。论文重点分析了这种观念对翻译标准研究的启示：翻译标准是动态的。译者地位的提升，原文、译文二元对立的消解以及意义的不确定性导致了标准的动态性。结合相关实例具体阐述翻译标准的特点并提及有代表性的翻译标准说法的合理性及局限性，指出翻译标准的未来走向应是以具体标准的确立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