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2001年至2015年46个国家(地区)两两之间的跨境直接投资(FDI)、45个国家(地区)两两之间的跨境间接投资(FPI)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了Hofstede四类文化维度上的文化距离的大小和方向对FDI、FPI分别有怎样的影响。结果发现,文化距离的方向对FDI有影响,这种影响只体现在Hofstede不确定性规避文化距离上,且用GLOBE文化维度替换Hofstede文化维度后,不确定性规避文化距离的方向对FDI的影响依然稳健,这表明不确定性规避文化距离的大小对FDI产生的影响是不对称的。具体来说,源头国投向一个比自身更加偏好风险(不确定性规避分数更低)的国家(地区)时文化距离的大小对FDI有负影响,而当源头国投向一个比自身更加厌恶风险(不确定性规避分数更高)的国家(地区)时文化距离的大小对FDI有正影响,这一发现说明文化距离的方向对于FDI目标国的选择是重要的。根据上述发现,中国在选择对外直接投资目标国时首先应考虑双方在不确定性规避文化距离上的方向,再考虑选择文化距离大小更大还是更小的国家进行投资。即:中国首先应选择投向更加厌恶风险的国家(地区),这时投资双方会产生文化互补从而对FDI产生促进作用,其次应当选择更加厌恶风险方向上文化距离大小更大的国家进行FDI,因为在更加厌恶风险方向上文化距离的大小越大FDI规模越大。另外,本文的实证研究还发现了刚柔性文化距离的大小对FDI有显著负影响,且这种影响与该文化距离的方向无关。根据这一结论,本文认为中国应当选择与自身在竞争、物质追求价值观上相近的国家进行直接投资。最后,本文还发现了不确定性规避文化距离、刚柔性文化距离的大小对FPI都有显著的正影响,这种正影响与这两种文化距离的方向无关。所以中国在进行对外证券投资时应该选择风险收益观、物质追求观上相差较大的国家进行投资,与我国在这两类价值观上相异的国家,其证券市场环境与我国也有着较大的差别,向其投资可以很好的分散系统性风险从而优化资产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