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向世人展示了中国几千年前所未有的变局：与历次农民起义完全不同。它不是改朝换代，起义者不仅要推翻满族统治者建立的清王朝，完成民族革命，而且要求皇帝退位，建立共和政体，完成政治革命。巨变震惊世界，各国的记者纷纷投入到对这场变革的报道之中，英国《泰晤士报》反应迅速，对事件做出及时报道。本文选择《泰晤士报》1911-1912年对辛亥革命的报道为分析样本，并结合当时国内和国际局势，利用框架理论对《泰晤士报》新闻报道、社论等栏目的分析，试图总结出报纸对辛亥革命的报道框架及形成原因。通过对报纸的历史文本的研读发现，《泰晤士报》及其记者在对事件报道的过程中设立了两个新闻框架，即在武昌起义初期的“中立观望、清廷危机”框架和南北议和时期的“由支持君主立宪到赞成共和、推袁夺位”框架。在这样两个新闻框架下，报纸起初对革命与清廷两方都有形式上不偏不倚的报道，这与英政府对待革命的政策不谋而合；而从南北议和会议开始后，《泰晤士报》逐渐将报道焦点转向袁世凯，为袁在议和期夺取优势地位的舆论造势，形成了“清廷危机”、“推袁夺位”的新闻框架。那么，这份以准确客观著称的英国非官方报纸在对中国辛亥革命的报道过程中形成了怎样的新闻框架、哪些因素促成了框架的建立、这样的新闻框架又如何影响了辛亥革命的发展与结局、我们又该如何评价如此的报道框架，这些正是本文希望探讨的内容。论文力图将这些工作作为对近代外国报纸对华报道及中英关系背景下的国际传播研究的一个补充，以及对西方媒体涉华报道问题的思考与对《泰晤士报》涉华报道有一个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