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学中的法益是个十分复杂的概念,在教义学意义上,法益概念的内涵主要指向两个维度,一是犯罪的本质所指向的法益,这意味着犯罪是侵害法益的行为,只有对法益的侵害到达值得刑事处罚的程度时,才能够构成犯罪;二是刑法的目的所指向的法益,这意味着刑法的目的和任务是为了保护法益。本文所指的法益保护早期化是一种相对广义的概念,意味着刑法对法益进行前置保护的各种情形。污染环境罪的前身为我国1997年《刑法》第338条所设立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而2011年颁布的《刑法修正案(八)》将其修改为污染环境罪。《刑法修正案(八)》实施后,产生的效果并不理想,对污染环境犯罪的起诉比例并不高,司法实践遇冷。此后两高多次联合发布司法解释,以求增强污染环境罪在司法实践中的可操作性,明确司法认定标准。从重大污染环境事故罪到污染环境罪,本罪的条文内容更加完善,治理理念更加先进,司法适用更加灵活具体,入罪门槛也一步步降低。通过分析条文修订所隐含的,污染环境罪保护法益由个人法益上升为环境法益、实害犯变更为危险犯、行为犯的设定等具体变化,能够明确发现针对污染环境罪的法益保护早期化趋势。污染环境罪法益保护早期化现象的原因复杂,主要可归纳为以下几种。一是以风险为核心的话语体系和思维逻辑对刑法体系的影响。兼具客观性与构建性的社会风险使刑法对安全与秩序的注重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传统体系对自由价值的保障。二是预防刑法成为当代刑法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随着晚近现代性社会的到来,通过种种方式来防范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所存在的潜在风险,有效地应对社会危机,为公民提供安全而有保障的社会生活环境,已经变成了国家的核心任务。由于环境问题的独特性质,对预防性治理方式的需求显然更甚于其他类型的犯罪。三是我国环境犯罪立法理念的嬗变。立法者明确了环境法益的独立性,从而进一步推动了污染环境罪的法益保护早期化。通过审视污染环境罪的法益保护早期化现象,可以发现其确立了环境法益的独立性,强化了环境犯罪的犯罪预防,解决了因果关系难题,具有相当的优越性。但与此同时,法益保护的早期化也使得立法对抽象危险犯进行扩张与滥用,呈现出“过度刑法化”的趋势。因此,需要在充分发挥法益保护早期化的治理优势的基础上对其加以限制。刑法的谦抑原则要求刑罚对人们社会生活的介入,应当控制在维持社会生活的和谐、稳定所需的最小限度内。总的来说,法益保护的早期化与刑法的谦抑性之间,并不是一种对立紧张的关系。在治理环境犯罪的过程中,应当坚持刑法的明确性原则和谦抑性原则,实现谦抑的法益保护早期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