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殊和晏几道父子在词史上是有着重要地位的词人,他们中一位被称为“北宋倚声家开山”,一位则被认为是“小令的最后一位作家”,二人被合称为“二晏”。在词的创作中,他们父子二人受晚唐五代词风、北宋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其自身等因素的影响,词风相近,题材上几乎没有关于国家兴亡之重大的事情,也没有心系黎民疾苦的深长叹惋,更多的是描写男欢女爱、轻歌曼舞的生活,或写春愁秋恨,离情别思,或感叹人生短暂,时不再来。因此,女性题材词在二晏词的创作中占有较大比重,他们以自己的艺术才情和修养,在词的天地里,塑造出了一批引人注目的女性形象。在男人书写的历史中,女人始终是作为绝对的“他者”而存在。各种历史、哲学、文学和其他著作中呈现出来的女性,因表现者自己的观看姿态和情感态度不同而或被美化、理想化或被丑化、妖魔化。但无论那种状况都不是作为历史存在的真实性,而是男性欲望投射的结果,是整个社会环境等方面的因素综合作用下的产物。因此,由词自身发展、北宋社会及作者自身等方面的因素所决定,出现于二晏词中的大量女性形象既在类型上呈现出类同化的特点,又在塑造这些人物形象的艺术表现上展现出各自的特点。这些女性人物形象有以大自然为活动舞台的朴素自然清纯的采桑女和采莲女,有独处闺中的满怀伤离相思之情与闲愁幽恨的思妇和怨妇,还有出现于绮筵席中色艺双绝的歌女、舞女和乐女,这些人物丰富了宋词中的女性人物世界。这些女性形象表现了作者不甚相同的艺术倾向,如在情感意境、审美情趣、形象把握和语言运用等方面均有不同。这些方面的选择和运用,一方面使得女性人物的相思之苦、幽怨之恨及对命运的无奈等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另一方面这些人物本身在气质和情感上显现出些微的特点,如晏殊笔下的女性多呈富贵娴雅之态,晏几道笔下的女性则更显伤感痴情。所有这些均是二晏词中女性的宏观与微观的显现,为我们认识当时的女性提供了一个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