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问世以来,《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便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但无论是在“四库总目学”史研究中,还是在地理学史研究中,对于《总目》地理类的讨论都是较为缺乏的,这与其作为史部一大类的重要地位十分不相称。本文就围绕《总目》的地理类展开,着重从地理类在历代目录书中类目设置的演变、提要文本的精进、参考文献的徵引等方面进行系统地剖析。历来治“四库总目学”者,无外乎或走文献学的治学路径,或走学术史的研究路径,两条线索分明,彼此几乎不相融汇。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借助计量统计、举例分析、分类比较与归纳综合等研究方法,尝试以文本的角度出发,综合利用文献学与学术史研究的视角,对《总目》地理类的相关内容作一番梳理。本文首先对作为目录书中一个学术门类的地理类在整个知识系统中的演变历程进行了总结。作为一部古典学术总结巨著,《总目》在这一过程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本文认为《总目》史部地理类的类目结构设置,延续了自汉至元代逐渐形成的古典目录学成例。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地理类下小类的划分又突破前人成法,展现了四库馆臣对学科发展新的认识。《总目》成书后,以它在学科分类上树立的权威性,引发了后世目录学界对于知识体系的又一轮思考,其中有照搬它分类体系的目录书,更有变革其传统的目录书出现。通过对比分纂提要与《总目》提要在书写上的异同,本文揭示了其中隐含的地理学术思想变化在经世崇实学风作用下呈现出的两个特点,一是《总目》提要对地理类成书体例更加关注,其背后反映的是对学科知识体系构成更深入的认识；二是《总目》提要的论说在对知识结构的思考方面更具有全面性的认识。提要文字不再是就书论书,而是更多地考虑了书与书之间的联系,书与知识体系的关系,从而做出类目归置、书籍收录上的权衡。《总目》提要中对文献的徵引是四库馆臣使用材料、表达观点的重要手段。本文对这部分的研究建立在对《总目》徵引参考文献详细的数量统计和分析上。梳理了四库馆臣在撰写提要时的知识背景及话语体系。具体来说,就总的知识背景而言,馆臣的视野不仅包括了收入“四库”系统的图书,那些未收文献及禁毁的文献,一样构成了馆臣撰写提要的材料来源。就相关学科的学术背景而言,尽管《总目》中学术分科的划分壁垒依然森严,但各门类知识实际上已经有很明显的贯通趋势,地理类提要徵引的参考文献就涉及四部28个类目的知识。在具体的学术应用中,它打破了目录书学术知识体系的严格区分。就具体的话语体系而言,馆臣在撰写提要中,经典文献体现了其绝对的话语权威。它们不仅在徵引次数上占有主导地位,而且在史实论述、学术评判上也具有示范意义。综上所述,在整体知识结构上,《总目》继承了传统目录书的分类体例；在具体知识体系内部,它代表了四库馆臣对地理学科的认识水平。它在“四库总目学”研究中理应得到重视,其在地理学史研究中的作用亦不应被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