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既关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也关乎物质财富创造和精神财富生成,更关乎人类自身建构新的文明图景。然而,无论是理论建构,还是实践应用,管理往往被视作“价值无涉”的科学,或被认为是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工具和手段。如今,这种倾向已经愈演愈烈,尤其是某些西方管理学理论所推崇的工业价值理性及其管理思想体系,已经被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价值无涉”的管理扭曲了人的内在认知和先验理性,管理中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被异化为割裂的平行轨迹,导致管理中人与人、人与组织、人与社会的相互对立、冲突和矛盾。本文通过对彼得·德鲁克（以下称德鲁克）管理伦理思想的研究和批判性考察,探究其管理伦理思想形成基础、梳理其发展轨迹、总结其内涵原则,指明其对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的意义、价值,借此探索管理伦理基本问题的答案,扭转因管理价值缺失而造成的管理“失范”。德鲁克被视为现代管理学的奠基人,诸多原创概念的提出者,基础规则的创建者,创新实践的推动者。德鲁克与“西方主流管理学者们”相较显得“格格不入”,不仅因其注重实践的经验主义范式,而且在于他对学术脱离现实的批判,其思想始终引领管理前沿,跨越国界和不同文化,在多元政治和经济体制下,通过实践在全世界验证了其科学性、有效性、前瞻性。德鲁克60年间撰写专著近40本,被译成3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被视为管理学经典。实业界对德鲁克推崇有加,称其为“大师中的大师”,杰克·韦尔奇、比尔·盖茨、张瑞敏等都坦言深受其管理思想指引。因其在管理领域的杰出贡献,2002年被授予美国公民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总统自由勋章”。德鲁克管理思想能够历久弥新,并在理论和实践中取得卓越成果,主要得益于其独特的管理伦理思想,正如德鲁克始终将自己比作《浮士德》中的守塔人林叩斯,以“为关照而产生,为守望而受命”作为管理价值守望者的座右铭。德鲁克自幼在奥地利学术传统的熏陶下成长,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的动荡洗礼,目睹了西方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危机,这些独特经历为德鲁克管理伦理奠定了现实基础。西方传统伦理思想的奠基、存在主义思想的哲学浸润、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交融、现代管理思想的滋养,这些共同为德鲁克管理伦理思想奠定了理论根基。德鲁克管理伦理思想内涵丰富、特点鲜明,构成了涵盖社会管理伦理、社会管理伦理和个人管理伦理三维一体、多元平衡、有机发展的思想体系。德鲁克的管理伦理思想体系建构起步于其社会管理伦理思想。20世纪初,传统欧洲价值观所代表的理性秩序和社会精神分崩离析,自由和民主已经泯灭在专制暴政和无政府主义之中。工业社会已经逐步显现出“自我个性”,需要挣脱重商主义社会的桎梏,新的社会形态需要新的社会愿景。德鲁克提出了“建立自由的功能社会”,既是德鲁克社会管理伦理思想的宗旨,也是德鲁克将管理作为独立学科进行研究的“初心”和逻辑起点。德鲁克的社会管理伦理中,自由作为核心的价值根基、公平作为重要的价值平衡、效率作为必然的价值路径。德鲁克的自由伦理观聚焦于自由选择的意义和最终目的,是基于自由的伦理和为了自由的伦理,是自由的无限性和伦理的限制性的统一。德鲁克认为自由是善的前提,是“至善”;自由不是权利,而是责任;自由不是制度安排,而是伦理原则;自由更不是多数统治,西方民主不能带来“普世的自由”。德鲁克的公平伦理观综合了契约论观点和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在社会进步上强调以机会均等为基础的公平竞争,而在结果公平上则主张对于弱势群体进行优先分配实现利益平衡,并在管理维度上兼顾公平和效率的平衡。德鲁克的效率伦理思想纠正了效率本身是“价值无涉”的偏见,具有鲜明的人本主义内涵,辩证地吸收功利主义中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效率思想,摒弃其中极端的个人利己主义,融合了罗尔斯正义论内涵,其实质是目的“善”在管理中的外显,实现了目的“善”和手段“善”的统一。德鲁克的社会管理伦理思想在工业社会和知识社会都得到了充分的实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德鲁克的组织管理伦理思想是其社会管理伦理思想的延续和发扬。作为最早在管理学领域引入“组织”概念的先驱,德鲁克敏锐地意识到“组织”已经成为社会的重要“器官”,不但履行各种社会职能,而且通过还原人的本质、整合个体力量,实现社会繁荣。组织的存在具有其独特的二重性:首先,组织的存在既是社会的部分,又构成了社会的整体;其次,组织的存在既有其存在的社会目的和价值,又作为实现这种社会目的和价值的手段;最后,组织既是特殊的个体,又是普遍性的实体。20世纪40年代,德鲁克受邀在通用汽车进行管理咨询,由此开启了其组织管理研究,并发展出其组织管理伦理思想。德鲁克组织管理伦理主要内涵包括人本、责任和绩效。德鲁克人本伦理观建立在人本主义历史观对“人”的本质从“灵性人”、“智性人”、“政治人”、“经济人”、“工业人”到“知识人”的不断追问之上;通过对经典人本理论的超越,理性和非理性融合,实现了管理中人性和科学性的统一;人本主义价值观用其实践性在管理世界中安顿人性,同时用人性和理性指引管理。责任伦理是组织管理最根本的价值守望,责任伦理中所包含的经济责任、社会责任以及“不明知其恶而为之”的责任底线,体现组织管理中“绝对的善”。绩效伦理思想确立了价值论视角下组织生存和发展的价值目标,本体论意义上组织实践和创新的本质内涵,并从认识论的角度上阐释了组织绩效从“异化”到“人化”的转变。德鲁克人本、责任和绩效伦理思想不但在营利性组织的营销管理、组织设计、目标管理、创新管理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在非营利组织的管理中也起到积极的指引作用。德鲁克的个人管理伦理思想是建立在德鲁克对于人性的洞察和分析之上的价值判断。德鲁克从更宽阔的视野和更多维角度对人性进行了反思和批判,在吸收和继承传统西方哲学和管理学的人性假设基础之上实现了超越,使德鲁克的管理伦理的人性基础跨越了传统的“自利”和“利他”,以及“善”、“恶”两极分立的简单划分,从纯粹的概念思辨提升到人的本质思辨,实现了从人性实体观到人性实践观的跨越。德鲁克的个人管理伦理包含效能、自律。德鲁克的效能观在伦理意义上更强调“目的善”优于“手段善”的价值诉求,效能是人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实现、效能是人性和效率的完美统一,破解了由于组织的效率和个人的效率互不相容的悖论,将矛盾进行了有机地融合、消解。德鲁克个人管理伦理中的自律,是责任之上的自律,用以实现人的不断完善,不仅包含康德所强调的意志自由中的理性自律,更涵盖了自主、自觉和自控的内涵,具有现实理性实践中的实质内容,是对康德纯粹概念意义上的“自律”的超越。在德鲁克的个人管理伦理自律观中:自主是管理意志和管理主体的统一,自觉是自我应然对自我实然的超越,自控是自律对他律超越。德鲁克的个人管理的实践体现在追求卓有成效使其成为习惯,以及自律基础上的目标管理和自我控制。德鲁克的社会管理伦理构建了伦理“骨架”,组织管理伦理支撑起社会管理伦理并成为“器官”,个人管理伦理作为伦理体系的“血肉”,三者相辅相成生成德鲁克管理伦理系统的有机体。德鲁克管理伦理思想在社会、组织、个人三个维度上相互融通,拓宽了管理伦理的疆域。德鲁克辩证地批判和融合了管理中的科学性与人性,通过其管理伦理思想使其管理成为真正的“博雅技艺”。德鲁克不断将其管理伦理思想在管理实践中吐故纳新,完善后复归于实践,积极开创理论和实践良性互动的管理伦理新范式。德鲁克管理伦理思想也存在以下不足:经验主义方法论造成的体系松散,人性假设缺乏合理论证,无法跨越资本主义历史局限性。通过对德鲁克管理伦理思想研究得到以下启示:首先,多元平衡有助于重构管理伦理体系,内涵挖掘价值深度、层次拓宽价值广度,结构平衡价值维度。其次,用有机系统思想滋养管理伦理体系内涵生成,用“活序”发展观尝试建构“开放系统”,主动“远离平衡区”,用“非线性跃迁”推动理论演进和实践迭代,使管理伦理发展外显出“生命”的样式。值此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转折,进一步深入研究德鲁克等优秀管理伦理思想,探索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管理伦理精神是时代赋予的使命。传承中国传统管理伦理精华,辩证分析西方管理伦理思想,坚决摒弃其局限性和不足,吸收借鉴其中先进理念和优秀内涵。“中西互补、传承精华、守正创新”共同探寻人类管理伦理的发展新路径,绘制人类管理伦理的共同价值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