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为中国带来了飞速的经济增长,这背后是以资源的不断消耗和环境的日益污染未代价。目前,经济发展速度放缓的同时对经济发展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一点从“十三五”规划前所未有地将“绿色”定位发展理念可以看出,而绿色技术创新是实现绿色发展的必经之路。但是要实现绿色技术创新发展离不开政府、企业和公众的参与和监督。基于这一背景,本文尝试从政府、企业和公众三个角度出发探究行政型环境规制工具、市场型环境规制工具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对新古典经济学“抑制说”和波特假说的相关理论,以及由此衍生的国内外文献研究的整理,本文利用2004年至2015年30个省市的地区数据检验了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并比较分析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不同环境规制工具的作用效果。本文研究结果认为,第一,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直接影响存在较大差异,行政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产出具有促进作用,市场型环境规制在一定程度内有利于绿色技术创新,呈现出倒“U”型关系;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和与绿色技术创新存在非线性关系,公众参与环境规制强度越大,绿色技术创新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三类环境规制工具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方向不同验证了“弱”波特假说的观点,即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存在影响但方向不确定。第二,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间接影响存在较大差异。就外商投资而言,其中行政型环境规制工具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可以通过外商投资对当地绿色技术创新产生间接效应,而市场型环境规制工具对绿色技术创新影响则不显著;就人力资本而言,三类环境规制工具都可以通过影响人力资本水平来影响绿色技术创新。第三,不同地区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和资源禀赋不同,导致三种环境规制工具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影响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