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要求取消“双重管理体制”、“去行政化”、“对四类组织实行统一登记”等,开启了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新变革。这项新的改革措施传递了两大信号：一方面,行业协会商会类等社会组织在经济社会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促进了经济发展,有利于社会稳定；另一方面,现有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已成为行业协会商会类等社会组织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国家需要在既有制度框架下寻找新的路径来调整应对变动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当前中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变革过程表明,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并不是被单一力量所决定的静态结构,而是国家与社会多元互动的动态过程。在此情形下,如何解读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互动多元化与动态性的成因就显得必要而紧迫。学界对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实现了从“国家与社会二分”向“国家与社会互动”的理论范式转型。在此背景下,当代中国行业协会商会研究也实现了从结构论争到行动分析的广泛讨论,其中不乏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和观点。但是,当求解“政府与行业协会商会互动何以呈现多元化与动态性”这一议题时,已有研究成果显得并不充分：结构论争的宏观理论显得静态僵化,忽视结构主体的能动性建构；行动分析的微观理论则显得碎片化,忽视行动主体的外部环境规约。基于结构-能动统一的视角,本文将“当代中国行业协会商会与政府互动的多元化与动态性”成因解读为“变动外部环境中行业协会商会与政府之间策略性互动”,这包括“政府与行业协会商会的双向策略性互动”、“外部环境与策略性互动之间的相互形塑”两个部分。实证研究表明,政府与行业协会商会基于各自利益与能力采取不同的策略性行动实现双向互动；变动的外部环境则会影响改变行业协会商会与政府的互动方式与结果,最终呈现出行业协会商会与政府的不同互动关系类型。大样本数据统计发现,当代中国行业协会商会政策参与呈现出目标对象的多样化,政策参与途径和方式的多元化,近三分之一的行业协会商会在与政府的互动中成功地影响政策制定、政策修改或停止政策执行,且行业协会商会生成方式与政府政策意志都对行业协会商会政策参与频次产生显著影响；比较案例分析进一步表明,政府与行业协会商会互动具有持续性、动态性与调适性,外部环境与策略性互动之间则是相互形塑的,“变动外部环境中政府与行业协会商会之间的策略性互动”展现出两者不同的互动关系类型：公民社会、政府支配、法团主义与多元类型混合。基于上述研究发现,论文可能在以下方面做出贡献：第一,采用结构-能动统一的新视角来解读当代中国政府与行业协会商会互动关系的多元化与动态性,超越了既有理论中结构论争静态僵化与行动分析碎片化的研究不足；第二,将当代中国政府与行业协会商会互动关系的多元化与动态性成因解读为“变动外部环境下政府与行业协会商会双向策略性互动”,摆脱了既有理论研究中“国家控制社会”与“社会反抗国家”的二元思维,注重对国家与社会双重主体的能动性讨论,强调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并非是单一力量作用的结果,而是国家与社会在互动中相互调适的动态过程；第三,研究结果对未来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动向具有重要启示：当代中国行业协会商会能够有效地影响政策制定与执行,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政府行为,这突破了现有研究中“当前中国社会组织发展仅是巩固当前中国威权政体”观点的不足,预示着未来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是一个多元、动态的开放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