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语境下，多元文化的交流和对话已成为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各民族之间的优秀文化互相吸引和交融，使得本民族文化在不断丰富自己的过程中，增添了异质的色彩。作为汉族作家的迟子建主动突破主流汉族社会的视域界限，将目光聚焦于东北边陲的鄂温克族和鄂伦春族，展开了对少数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和民族心理的书写，提供了一种汉族人审视少数民族的独特视角。在汉族与少数民族文化比较领域里，她由于占有独特的人生经历和独特的知识结构而自然地为文化比较的多向度选择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范式。　　笔者对迟子建小说研究现状进行了分析，捕捉到了迟子建小说研究中有待于深入挖掘的——跨文化写作，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是想突破单一民族的视域限制，突出多元文化对写作者的交互影响。　　本文中，运用比较研究和文本分析的方法对迟子建最早和最晚的一部跨文化的作品《树下》和《额尔古纳河右岸》进行比较研究，历时地来探讨迟子建的这一题材创作在这十四年中的发展与成熟，并分析这一写作形式在民间资源继承以及审美领域所展现的独特艺术风格。　　虽然迟子建从小生活在少数民族地区，使得她以汉族身份进入少数民族领域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但她毕竟是一位汉族作家，民族文化之间固有的差异和隔膜不可能因作家的主观意愿而瞬间消失。因此小说中的鄂温克族和鄂伦春族必然带有“他者”的印记。本文详细分析了迟子建在跨文化写作中巧妙地采用各种叙述技巧让读者忽略自己汉族身份的写作策略。因为“进入”他者而使跨文化写作不同于汉族文学，因为价值立场的差异又使跨文化写作不同于少数民族文学，使小说文本具有了“文化人类学”的性质。　　迟子建的跨文化写作客观上有助于使人重新思考“主流”与“边缘”的分野，认识到少数民族文化所蕴含的人文关怀与道德操守，警惕社会的现代化所付出的沉重代价。但是怎样以真诚、平等为前提，恰当处理套话与误读、媒体报道与客观真相，想象与真实间的关系是突破跨文化书写困境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