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文化是在多种文化成分的不断融会整合中蔚为大观的。如对外来佛教文化的融合吸收,就显示了中华文化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宽广胸怀。佛教自西汉传入中国,此后经过艰难曲折的发展,终于成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佛教的发展却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如何处理好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非常复杂而棘手的问题,毕竟中国拥有深厚而灿烂的传统文化,而佛教是在地域和文化完全不同的背景下形成的与中国传统文化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这种关系如果处理的好,双方就会互利共荣,达到双赢的理想结果;如果处理不好,一般来说,佛教就会遭受巨大灾难。汉代佛教初传中国,其势力弱小,尚不能与儒、道相抗衡,需借助于儒、道的势力来发展自己。这一时期,三教“夷夏之辨”刚刚萌芽,体现于东汉末年牟子所著《理惑论》中,在梳理时人对佛教的困惑和误解过程中,牟子提及了儒生用“夷夏”问题来诘难佛教,牟子对此也作出了有理有据的应答。三国魏晋时期三教“夷夏之辨”进行的如火如荼,这一时期主要是围绕“老子化胡”和“沙门袒服”两个问题展开。此间佛教有了迅速的发展,实力大增,开始要改变“寄人篱下”的苟延残喘的生活,不再逆来顺受,而是奋起反击。这一时期三教虽然关系紧张,但由于佛教教义严谨,再加上佛教徒策略得当,佛教方面基本上掌握了主动权。南北朝时期,三教夷夏之争达到高潮,也呈现出了南北截然不同的差异。南朝主要是围绕《夷夏论》和《三破伦》的辩难,是理论上的争论,而北朝则由政府主导,将夷夏之争演变为赤裸裸的灭佛行为,佛教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从外来文化在中国发展的历史来看,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是以传统文化为中心、以华夏文化为正统,以外来文化为借鉴、为辅助来实现的。佛教自然也不例外。中国自古以来便存在着一种以“夏”、“夷”来区分中外的传统思想,即以华夏族所居住的地方为世界的中心,对周边以及周边以外的民族和国家皆称夷狄。华夏是正统,是先进文化的代表,而夷狄则是民化未开的荒蛮之地,要求严格区分夷夏,即所谓的“夷夏之辨”。它起初属于民族和地域矛盾,后来则主要体现为文化上的态度。佛教远自天竺,自然便是“夷狄之教”。因此,佛教要为中国人所采纳和接受,就存在一个融受的方式问题。佛教传入中国经受了“夷夏之辨”的考验,成为它与中国传统文化冲突的重要表现形式。汤用彤说:“南朝人士所持可以根本推翻佛法之学说有二。一为神灭,一为夷夏。因二者均可以倾覆释教,故双方均辩之至急,而论之至多也。”所以,夷夏之争实际上关系到佛教在中土的社会定位和文化定位的问题,关系到佛教是否“合法”的问题。夷夏之辨有广义和狭义之别。佛教一来到中国,许多人就带着一副传统的“夷夏有别”的有色眼镜来对待佛教,这些人不仅包括了道教徒,也包括儒家的学者在内。辨,就是别,通常所讲的夷夏之辨就是一种文化积淀和社会心理,也是一种文化歧视。我们一般将这样一种对待佛教、对待外来文化的心态视为广义的夷夏之辨。如发端于魏晋的“老子化胡”问题,沙门袒服问题,沙门是否应敬王者的争论,到北朝更是演为轰轰烈烈的废佛运动。南朝宋、齐、梁三代,道教与佛教曾经就夷夏问题展开过旷日持久的“辩论”,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真正有理论意义和学术意义的“夷夏之辩”或“夷夏之争”。儒释道三教之间的夷夏之争是中国传统“夷夏之辨”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也是中国传统的夷夏观在三教关系上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