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宗教的理性化是传统儒家伦理及法律理论的根源。正如孔子所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西周统治者正是在对殷商宗教损益的基础上制定出以“明德”思想为指导的宗法制度,而汉代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和“盐铁论”则奠定了法律伦理化的基础。中国传统法律伦理化的社会基础是小农经济和宗法团体,则其必然以家庭为纽带、以“三纲五常”为核心。反映到法律与伦理制度上,它必定是以“法先王”的思维方式,体现出着力于此岸世界的世俗性,注重道德教化,以社会伦理道德作为强制机制。因此,在传统儒家伦理与法律的语境中,法律必然像韦伯所说的是“编纂的伦理规范,而不是法律规约”,儒家伦理将法制运行纳入到伦理规范中,有其历史合理性。因此,我们的任务在于对传统伦理法的扬弃,继承传统伦理法对于现代法制建设有利的部分,以期在传统伦理法与当代法制建设关系中探求出的一条可能性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