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学说的传播与发展,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有着重要地位。1927-1937年,这十年是马克思学说、三民主义及自由主义思想鼎足之期,也是国共内战之时。目前学界主要是以中共为视角研究马克思学说在这十年的发展。其实,国民党对马克思学说的态度和做法,也是值得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国共合作破裂后,在多数国民党人看来,中共之所以能够到处“暴动”,与马克思学说有莫大关系。因此,国民党斥其为“邪说”、“谬论”。国民党中央多次召开会议,要求查禁马克思学说的各种书籍以禁其传播之源。一些国民党员还极力呼吁,除去军事剿共外,还要认真研究马克思学说,将其“缺陷”揭示出来。并且在国民党人看来,中共“暴动”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在效仿苏俄共产主义革命。因此,马克思学说在苏俄的运用和发展,也成为其“辟赤谣”的“重要材料”。1927-1937年间共产学说在中国已深入人心,国民党人对此颇为忧虑。那么,共产主义究竟是否是马克思式的共产主义?中国当时是否可以共产?这些问题成为国民党极力要辩驳的问题。为了批驳马克思的共产学说,国民党人认为有必要集中批判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在他们看来,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张实行共产的哲学基础,也是与孙中山民生史观相对立的思想。所以要想破除时人痴迷共产的思想,便要批判唯物史观的不足,确立民生史观的信仰。当时国民党人多批评唯物史观主张“经济决定论”,认为其理论与社会发展的事实不相符合,所以唯物史观不具备科学性。而阶级斗争则被视作实现共产的方法被极力批判。国民党人认为,阶级斗争并非社会进化的动力,只会制造仇恨,导致不和谐,所以无论中国是否存在阶级,阶级斗争皆不适合。尽管国民党极欲禁绝马克思学说在中国传播,但最终未如所愿。其查禁的措施不可谓不严厉,最终依旧失败了,其原因自然很多。但从国民党自身来看,恐怕与其理论建构不足有密切关联。虽说其对马克思学说极力围剿,但这也仅为“破”除之道。原本孙中山创建了三民主义,然而国民党各派竞相演绎出不同的三民主义,导致理论混乱,让人无所适从,因此理论上“立”度不足,缺乏引领思潮的主流文化。更何况在国民党人的话语中,国民党人对共产主义的美好愿景从未否认过,有区别的只在于这样的思想缘何而来。所以在它无力承担理想社会建设时,其所作所为却无形中赋予了马克思学说发展的良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