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张洁小说的叙事问题是解读张洁的有效途径,这样可以深入到文本内部,看清其内在结构特点,从而避免印象式批评的空泛。本论文在梳理张洁小说叙事特征演变轨迹的同时,力求既把握住小说叙事特征所隐含的文化内涵,又把握好文本与阐释语境之间的关系。在叙事学理论视阈下,通过对张洁小说历时态与共时态相结合的研究,发现其叙事特征、叙事模式、叙事功能、叙事策略等一系列问题的规律。这种研究对全面、准确地认识作家及其独特的文学史地位具有重要意义。从历时态的考察中可获得对张洁不同阶段小说叙事的认识:一、从叙事话语的形态来看,自涉足文坛至今,张洁的小说经历了一个由国家民族话语向个人话语、悬疑叙事的演变过程,介于这个过程中间的是充满张力的现代主义叙事话语。二、从叙事形态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来看,其前期的作品表现出了故事与理想主义同构的特征。作者曾经相信故事能够承载理想主义的激情和信念。这种叙事模式取决于文学所面临的文化语境,并与民族振兴、国家昌盛的“民族寓言”紧密相连。三、依靠“场效应”连接“事件”并在分散的事件中反映社会发展的进程是张洁的改革小说的重要叙事特征。这种叙事增加了小说的现场感,拓展了小说反映现实的广度和深度。《沉重的翅膀》的叙事时间的特点是:追求故事时间和文本时间的协调一致,遵循线性的时间顺序和事件的因果关系,小说叙事的速度较慢,叙事的跨度也较小。张洁改革小说中话语操作的迫切和自信,以及叙事结构特征同样与“民族寓言”有关。四、张洁的现代主义小说告别了故事,故事被淹没在一系列现代主义叙事手法所编织的叙事网络之中,话语本身的意义超越并压倒了故事。张洁的现代主义小说有强劲的“能指”,其“所指”却是模糊、宽泛的。张洁的现代主义小说最大的特点表现在叙事时间和叙事空间的处理上。独特的叙事空间的安排,造就了一种拼贴画式的叙事结构;有规律的叙事时间的设置,又使小说具有了独特的叙事节奏。由现实主义向现代主义的跨越的深层原因是作家现代意识的觉醒。五、从叙事的层次来看,作者前期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作品都可以找到明显的“第一叙事层”;其现代主义作品仍然可以辨析出“第一叙事层”;但到了《无字》,“第一叙事层”消失了,叙事的结构层次模糊不清。《无字》的叙事话语界于纪实与虚构之间,其评论性叙述话语在文本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重叙造成叙事频率的反常,压制了叙事的速度,使文本具有不透明的质地;信息的控制和重组是其重要的叙事策略。《无字》典型的叙事序列是:概要——前倒叙——后倒叙——延伸叙述。六、《知在》是穿着严肃文学外衣的“现代传奇故事”,这是张洁叙事速度最快的一个文本,它标志着张洁的小说叙事在雅俗融合的方向上迈出了新的脚步。从共时态的研究中,我们可看出张洁小说的主要叙事规律:一、从小说的艺术结构模式上看,张洁的小说经历了由“情节—性格”模式,到“意蕴—象征”模式,再到“情绪—情节”模式,直到当下回归“情节—性格”模式的演变过程。这种总体艺术模式的演变不仅是艺术形式的演化,它同样与文化语境的变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二、从叙事模式的功能变化来看,“老夫少妻”叙事模式曾经是张洁表达理想的爱情境界的人物结构模式,后来这个模式却演变成了表达女性意识、埋葬爱情神话的叙事模式,这说明随着作家思想的变化,同一种叙事模式可以成为了承载不同的思想意识、精神境界、心理趋势的载体,叙事模式的寓意变化取决于作家对生活感悟的变化。三、张洁显露女性意识的作品普遍带有以下叙事特征:一是女性人物都被设计为中年知识分子;二是男性形象大都模糊而弱化。在《沉重的翅膀》中,清晰的男主角的形象只是为表达民族国家想象而设立的,一旦涉及到两性伦理关系,男性形象就变得面目模糊。这同样是一种叙事策略上的表现,为充分展示女性的性别经验,男性的形象很自然地要在文本中被边缘化。三是故事发展的推动力是女性对男权的抗争、女性对独立人格的追求和女性的自我牺牲精神。四是在张洁所有表现女性意识的小说中都采用了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叙事视角,但这种叙事视角却是故意有所知有所不知的。四、就历史意识来看,《沉重的翅膀》用形象化的语言书写了当代历史,《无字》、《知在》则加入了重塑历史的大合唱,后两部作品表现出女性意识下的个人化历史感悟,二者都是从“客观历史(History)”到“主观历史(history)”演变的文本。历史的偶然性、女性意识、个体命运等都挑战了历史的崇高性和必然性。五、《无字》与霍桑的《红字》构成明显的互文性关系。当《红字》中“A”字运行到张洁的文本中时,其意义发生了重大变异,“A”字本来的宗教救赎的意义被消解,而变成了单纯的女性命运和耻辱的象征符号。这种语义的流通和变异,让我们既看到了中西文化的融会和排异,又看到了当代女权主义思想借助西方经典文本的力量进行传播的过程。六、《无字》与《沉重的翅膀》在人物设计上构成了强烈的互文性关系。这两部作品是张洁对中国社会认知的两个阶段的产物。在此认知过程中,代表社会良知的始终是女性知识分子(叶知秋、吴为),而同一类人物(老干部)在两个文本中分别受到了歌颂和谴责,这是因为上述两个文本属于两套话语系统,它们有着各自的价值标准,二者不能够互相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