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科学的不断进步,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手机短信、微博、微信等新媒体的不断涌现,使信息传播更具即时性、交互性,拓展了信息的传输渠道,使资讯的传播更加便捷而灵活。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关于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的调查结果,到2014年12月为止,中国网民数量已达到6.49亿,互联网普及率较高,已达到47.9%,其中,新增网民数量为3117万人,比上年底提升2.1%。其中,通过移动设备上网人群为5.57亿,比2013年底多出5672万人,上网人群中使用移动设备上网人群占比增加为85.8%,比2013年多出4.8个百分点。而在当前我国社会的转型期,社会矛盾凸显严重,人民教育水平显著提高,公众意识觉醒、社会参与积极性提升,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作为面向大众的传播信息的媒介和手段,通过运用新媒体,人民群众可以有效地畅所欲言。若想事件引起大众重视,则应当满足公共性,包含冲突、非正常性和现实性的条件,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舆论热点。通过新媒体将公众话语释放,会在有意无意之中放大社会矛盾,政府如若放置不管或没有按时处理,则会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定时炸弹。鉴于此,政府如何在时代背景下研究新媒体带给舆情的特殊性,继而把握特点、掌握规律、合理应对,切实做好舆情的应对管理工作,让群众满意。本文一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简述了选题的契机及影响、国内外文献综述以及研究对象与计划。第二部分介绍了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主要对“新媒体”和“舆情”做概念界定,并且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社会公平理论、议程设置理论、蝴蝶效应理论等分析,为整篇研究提供理论依据。第三部分研究政府应对舆情的现状,对比分析了传统模式下政府应对舆情的方式方法,以及新媒体在政府应对舆情中的作用与影响。第四部分主要是探究新媒体时代政府在处理舆情的过程中出现的误区及原因分析,主要有认识上的误区,包括缺乏认识,反应迟缓;一味否认,借机澄清;寻找借口,淡化责任,以及管理方面的问题:政府管理制度欠缺;人员能力欠缺等,分析其原因主要在于思想观念未转变,不重视新媒体;舆情管理法律法规不完善;缺乏舆情应对制度等。第五部分对于政府在应对舆情中如何运用新媒体提出了对策,主要为完善舆情立法,构建完备的舆情管理法律法规;机制建设:加强完善工作体制建设以及健全保障体制;加强使用和处理新媒体的能力,树立正确的新媒体意识、加强舆论引导、旧媒体与新兴媒体双赢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