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武一宗的灭佛是中国古代史、佛教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也是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及佛教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但迄今的研究非常零散，不够深入。因此，有对之进行全面、系统、深入、多维、贯通研究的必要。 第一次北魏太武帝的灭佛，其主要原因不是僧俗地主间的经济利益矛盾，因为当时的佛教寺庵僧尼还很少，占用耗费的社会财富资源也不多；而是怀疑佛教界企图谋反，与当时声势浩大的盖吴起义通谋。此外的原因还多，但都不是主要的。太武帝的灭佛是四次“法难”中最为血腥残酷的，所以我把它定性为“灭”佛；也是最为持久的。这是它的两大特点。太武帝的灭佛开了镇压消灭佛教(宗教)的先例，维护并提高了世俗政权、专制皇权。太武帝灭佛对国家和人民的利害影响比较微妙，不便简单地说它进步或反动、积极或消极。但不管怎样都太严厉了扩大化了。 第二次北周武帝的废佛，受到北朝各种反佛思想的影响。废佛的最主要原因是僧俗地主间尖锐的经济利益矛盾。此外的原因还有一些。北朝的两次灭佛中较为重要但一直被忽视遗漏的因素还有，北魏君臣太武帝崔浩、北周武帝都有借此争正统去僭伪与夷夏之辨的心理。因为北魏北周都是鲜卑族建立的政权，灭佛尊儒有助于避嫌。周武帝废佛特点鲜明，即没杀人流血；佛道俱废；反复讨论，比较慎重；提倡儒学；废佛分北周境、北齐境两次进行。周武帝废佛是三武一宗之厄中最为积极进步、利国利民、富有成效的。我把它们总结为减民负担，富国强兵，统一北方；民族融合战胜民族分离；有助于避免出现政教合一，神权专制；使隋得以统一全国，北抗突厥。 第三次唐武宗的禁佛，受到了历来特别是唐代各种反佛思想言论的影响。而且这些思想已发展得较为系统全面，形成了初步的体系，其核心是儒家的修齐治平。会昌禁佛经历了从疏远到禁断的发展过程，又伴随着从亲道至迷道的倒退过程，因而是三武一宗之厄中迷道最深、佛道之争最烈的一次。会昌禁佛殃及基督教、琐罗亚斯德教、摩尼教，有碍中外文化交流。尽管如此，会昌禁佛带来的经济成效有助于削平一个反叛的藩镇，并解放了寺院奴婢，所以它总体上仍是积极多于消极，前进多于倒退。会昌禁佛是唯一的一次由全国统一王朝领导的自上而下的禁佛，因而对佛教打击最重，在历史上影响最大。而其他三次均是由南北分裂时北方王朝领导的。会昌禁佛始终有首席宰相李德裕的参与决策并坚决执行。这些都是它不同于其他三次排佛的显著特点。另外，对会昌禁佛记述最详的原始文 献是当时日本留唐学问僧圆仁的《巡礼记》，它对我们的研究很有参考价值。 第四次后周世宗的限佛，史学界佛学界最缺乏研究。后周限佛是“四厄”中最为温和理性的。它不是禁止废毁，而是限佛沙汰僧尼缩减寺庵。沙汰方法是考试经业佛学知识，新出家剃度者也要通过考试，这样便把”学而优则仕”的原则推广到宗教界，即“学而优则僧”，从而推进了文明。后周限佛废寺汰僧的数量历来认为是三万余所六十余万人，本文考证厘清为废寺三干余所汰僧七万余人。在这个关键数字上的正确或错误，直接夫系着对周世宗反佛的论述与评价是对是错。笔者自信，本文所考证的才是正确的。后周世宗限佛还是唯一没有佛道矛盾斗争因 素的一次反佛，这说明佛教己相对衰落和基本中国化，政教、佛懦、佛道矛盾己不尖锐。一 宗之厄后中国不再有自上而下的大规模的反佛。 在三武一宗灭佛的长时段里（510世纪），西方的拜占廷在ep世纪也发生了破坏圣像运动。运动从726年开始，反反复复，断断续续，直到843年。在运动期间，圣像被清除，坚持圣像崇拜的教会教堂修院的土地、房产、财物被没收，许多男女修士、教士被强制还俗，有些还被强制婚配。运动期间，拜占廷国内的反对圣像派和崇拜圣像派进行了尖锐、复杂、残酷。反复的斗争甚至战争，拜占廷与西欧（拜占廷是希腊化帝国）的崇拜圣像派也进行了复杂的外交政治斗争。经过破坏运动，拜占廷东正教会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势力受到很大削弱并 一耿不振，世俗政权专制皇权巩固强大起来。这种政教格局一直保持到拜占廷灭亡。 通过三武一宗灭佛和破坏圣像的比较研究，综合考察，我们总结出灭佛行动和毁像运动的各自特色和优缺点，并探寻形成那些异同特点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原因，又进而考察和总结中西 社会结构、氛围、体制和历史进程的良奏高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