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法在发展，我们要从当前国际关系的主要特征来探讨国际法当今的动向。 近代国际关系的发展深刻地影响着国际法的发展。两次世界大战改变了世界秩序，战后的国际关系必然反映在当代国际法上。作为国家之间行动准则和规范的国际法，所反映的理应是保护全人类共同利益的法律制度，国际法的国家责任制度更应如此。 传统国际法的国家责任主要限于所谓国家违反对外国人待遇方面的义务的后果，也就是主要涉及一国对其领域内外国人及其财产造成损害的责任。国家责任绝不应是单纯的外侨受损害的赔偿问题。在新的时代，新的国际关系中，传统国家责任法必须加以变动。 当今世界，各国为了促进经济的繁荣与发展，确保社会的安全与稳定，无不致力于高科技的研究和应用。从空间实体的发射到原子能的利用，从航空运输到海上运载石油，从边境河流和其它资源的开发利用到原子、化学武器的试验，……所有这些活动在带给人类巨大利益的同时，其潜在的危害性也是巨大的。显而易见，科学技术发展的突飞猛进，在给人类社会发展以巨大推动的同时，也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危险和损害。这一切都涉及到国际法的国家责任问题，致使国际法上的国家责任问题越来越复杂。毋庸置疑，这类活动所造成的跨界损害问题已从局部的、区域性的具体法律问题发展成为带有普遍性的国际法问题了。 那么，对于这些以科学技术为起因的跨界损害，是以传统的责任原则追究其管理者国家的国际法责任还是以实施了这些活动的国家的国内法追究事故直接责任者的赔偿责任呢？在课予国家跨界损害责任时，应适用传统的过失责任还是无过失的严格责任呢？跨界损害之国家责任与传统国家责任的关系以及跨界损害之国家责任的性质又如何呢？迄今尚无一个统一的认识，许多问题也还没有定论。 基于这个问题的理论研究价值和实际意义，结合当今世界情势和国际法发展的动态，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跨界损害的国家责任问题进行了探讨。 传统国家责任制度是以国家行为的国际不法性作为国家承担责任的前提条件的，主张国家也象自然人一样，没有过失（指主观上的过错，如故意或疏忽）行为，就不承担任何责任，也就没有赔偿损失的义务。但鉴于上述活动的特性，于人类社会目前的发展阶段，是既不能加以禁止，又不能不顾及其所造成的跨界损害后果而任其不受限制地进行；另一方面，这类活动所造成的跨界损害后果往往是既无过失也非故意。鉴此，本文首先在概述传统国家责任理论的基础上，对新形势下国际社会出现的传统国家责任理论所难于解决的问题和在新形势下过失责任所表现出来的局限性进行全面的考察，从法理上对严格责任理论进行探讨，阐明在跨界损害的国家责任领域导入严格赔偿责任的必要性和客观趋势。 其次，本文在结合对规定国家在外空活动领域承担跨界损害责任的有关国际公约，特别是有关公约的出台背景及其审议过程进行考察和分析的基础上，对跨界损害的国家责任性质以及与传统国家责任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论述。 现实中，从事可能导致跨界损害发生的具有高度的潜在危险性活动的除国家以外，私人也并不少。而关于私人行为的国家责任，传统理论一般只限于国家领域内的行为，并且，对于国家应负责任的根据，一般也只是从以国家领域为基础国家所承担的国际义务上去研究。因而，以传统的作法来对域外私人行为的国家责任进行说明，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鉴此，本文通过对有关国际条约的分析，究明国家在跨界损害领域为域外私人行为承担责任的法律依据主要是国家完全可能置私人行为于自己的管辖、控制之下这样的事实。当然，国家为域外私人行为承担责任的根据，可以从国家完全可能置私人行为子自己的管辖、控制之下这样的事实中去探求本身是具有深刻的意义的。之所以这样说，乃是因为关于领域内私人行为的国家责任的根据在于国家基于领域管辖权所承担的国际义务。因而，不论是领域内还是领域外的私人行为的国家责任，都可以认为是与国家传统的属地管辖权和属人管辖权概念相对应的。 此外，跨界损害的大多数都是以人类活动为契机而在人类的控制力所无法达到的自然力所在的地方发生的。在这种情况下，就这类损害的发生对国家进行特定的法律非难并不见得合适。因为关于加害行为的特定化，导致跨界损害之因果关系的确定等都是极为困难的。所以，关于危险活动的制约体系，既非完全的行动自由也非完全的禁止的中间性的解决方法是完全必要的。在此，强调国家间的国际合作，毫无疑问，是对以预防、救济损害为目的的国家的社会性责任的强化。这种公平的调整不仅是国际环境法所必需且不可或缺，而且与国际环境法的发展方向也是完全一致的。因此，本文以专章结合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的《国际法不加禁止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的条款草案》对国家在跨界损害领域的国际合作义务的方式和内容进行了探讨，强调了“国家在跨界损害领域的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