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融合生产者投入理论、消费者需求理论和基于技术创新的经济增长理论，在讨论创新的微观基础时关心的是由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和生产者利润最大化驱动的技术进步的决定因素，在将创新置身于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宏观环境下又侧重于最优创新投入的动态演进以及区域战略创新政策的实施。从宏观的视角而言，尽管创新投入对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的关键作用早已得到理论界的一致认同，但国际比较分析表明创新投入强度与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之间并不一定存在正相关关系，反而更多呈现出反向关系，创新投入的主观愿望与创新绩效的客观现实似乎背道而驰。因此，如何把握创新时机和力度将尤为重要，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需要的不是主观臆测而是量化把握。　　 从创新投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来看，本文从中国劳均资本产出的“S”型历史演变轨迹出发，在要素生产性投入和创新投入的总量约束和此消彼长的假定之下，结合知识外溢和创新投入的边际产出递减的特点，从理论上论证了创新投入和经济增长的阶段性特征：随着劳均产出的提高以及劳均产出增长速度的变化，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量由资本、劳动向创新顺延呈现。据此，本文结合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和Bucci与Parello(2009)关于创新产出的设定方法构建基于创新投入的经济增长方程，用以对1990-2007年中国东、中、西部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并从经济规模、发展阶段和创新效率的角度对东、中、西部地区研发投入绩效的差异化特征提供了一种解释。　　 从创新投入对技术进步的贡献而言，本文利用DEA方法将全要素生产率(TFP)分解为两个相互独立又完全互补的部分：前沿技术进步(TC)和技术效率的改变(EC)，其分别代表经济增长中的“创新”和“皂赶”效应，并用于探讨创新投入与之关系。总体而言，基于1990-2007年中国东、中、西部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创新投入强度的上升对前沿技术进步有显著的正面影响，但不利于技术效率的提高，对TFP的影响正负参半。据此，本文从经济基础、发展模式和制度背景的角度对创新投入与前沿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化特征进行了解析。　　 从微观的角度而论，技术创新源于微观经济决策者面对市场诱因做出的理性行为，如果创新投入不能获得相应的绩效作为回报，创新投入的微观主体必然缺乏足够的创新激励。本文从供给方的竞争程度、技术选择和需求方的多样化偏好和延迟消费的角度进一步探讨了企业的创新投入。　　 从供给方的角度，本文沿用Spenee(1976)，Dixit和Stiglitz(1977)，Jones和Williams(2000)，Bucci和Parello(2009)的方法，基于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和厂商利润最大化的动态均衡构建方程并用于对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1999-2007年分行业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产品创新投入强度与市场竞争程度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过程创新投入强度与市场竞争程度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综合而言，总创新投入强度与市场竞争程度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据此，本文从“利润毁灭效应”和“要素替代效应”的角度为竞争程度对创新投入强度的影响提供了一种解析，并结合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市场竞争程度的分布状况和其演变趋势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从需求方的角度，本文沿用Grossman和Helpman(1990)的模型并融合Bucci和Parello(2009)关于创新产出的设定方法，基于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和厂商利润最大化的动态均衡构建产品创新与消费者多样化偏好和延迟消费的关系方程。理论分析表明贴现率越低，多样化偏好越强，企业创新速度越快，该结论得到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1999-2007年分行业的数据的支持。由于中国近年来的高通货膨胀和低利率政策使得延迟消费贴现率大幅下降，逆转了产品多样化下降的影响，对创新的增长率做出了正向的贡献。然而，低利率政策的调控幅度毕竟有限，消费者的需求的升级换代是未来促进企业创新的关键动力。　　 最后，由于创新的公共产品性质、溢出效应以及不确定性，创新的均衡增长路径与最优增长路径存在偏差是一种常态，如果市场力量无法提供足够的创新动力，政府促进创新的政策干预可以实现帕雷托改进。据此，本文探讨了在中国的特定背景下，政府、企业、金融机构的创新投入互动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