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因素是企业生产活动中所面临的重要外部情境之一,在中国特殊政治环境下企业行为必然受到政府因素的影响。近年来,我国对于提高制造企业创新能力、如何促进制造企业创新日渐重视,政府对于民营制造企业创新的引导意义也愈发引起学界关注。现有研究对于各政府因素如何影响企业创新成果颇丰,但是相关理论或为碎片化的探索性研究,缺少实证支撑,或为基于大数据支持的传统实证研究,过于关注单因素的作用,缺少对政府维度下多因素共同影响企业创新的研究。本文通过对政府表现的重新定义,以政府廉洁程度、政府服务效率和政策支持力度作为前因变量,从CMCC案例库中选取珠三角地区、东北及山东地区八个城市的民营制造企业为研究对象,运用定性比较分析法(QCA)研究三种因素对企业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的综合作用。研究发现,政府表现中的政府廉洁程度、政府服务效率和政策支持力度任一单因素变量对企业创新都没有决定性解释力,但是因素之间相互组合能够共同对企业创新产生不同的影响,且政府表现对企业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具有不同的影响路径。通过QCA分析的结果,总结归纳出包括“高政策-低廉政型”、“高廉政-高服务型”、“低服务-低政策型”、“低廉政-低政策型”等七种政府表现影响企业创新的稳态,并对七种稳态背后的机理进行了深度讨论。分析发现,在低政府廉洁程度、高政策支持力度的政府表现下,企业的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程度都呈现比较高的水平;在高政府廉洁程度、高政府服务效率的政府表现下,企业倾向于进行技术创新,而管理创新处于较低水平;在低政府服务效率、低政策支持力度的政府表现下,企业倾向于进行管理创新,技术创新处于较低水平;在低政府廉洁程度、低政策支持力度的政府表现下,企业技术创新处于较低水平。除外部因素之外,企业内部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之间也存在一定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