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90年代,以《21世纪议程》为标志的可持续发展行动计划的提出,从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的角度,强调了资源、人口、环境、经济同社会之间的协调发展能力,成为世界范围内被广泛接受的战略发展目标。生态效率（Ecological Efficiency）的核心思想是在满足人类高质量生活需求的同时,把整个生命周期内对自然系统的劳动和对环境的影响,降到至少与地球的估计存在利益一致的水平上,也就是以最小的生态影响产生最多的经济价值,最终达到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共赢的局面。这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不谋而合,是当前公认的一种易于广泛使用的可持续发展水平管理评价工具。为建立具有科学性、导向性、可比性、动态性及操作性的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研究角度,形成了一大批具有理论模型、指标定义和计算方法的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但是,多数指标评价体系主要将评价的重点放在微观领域的产品生态设计、系统开发和企业可持续发展等方面,还缺乏兼具宏观和中观领域,定义完善、适用性广泛的的系统性评价体系。工业生态效率（Industrial Ecological Efficiency）是生态效率概念在工业领域的具体应用。从工业生态效率的研究背景来看,工业发展在满足了人们不断提升的物质财富需求的同时,也导致了资源匮乏、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等问题日益威胁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环境。通过反思工业发展历程,人类开始意识到“资源环境消耗——生产消费——废物排放”的单向性生产模式已难以为继。工业生态效率作为衡量工业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综合性指标,一经提出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关注。从内涵上来看,工业生态效率与生态效率的内涵十分相似,都反映了生态资本耗量对维护或促进社会、经济与环境系统可持续发展的贡献量。但与生态效率内涵不同的是工业生态效率还反映了工业活动对生态环境的两大特殊影响:一是工业活动需要从生态系统中索取大量的资源和能源;二是工业活动所产生的污染物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不可避免地的破坏。目前学术界对工业生态效率研究的重点方向主要包括:第一,理论体系的完善。对工业生态效率的相关概念、理论基础、影响机理等方面进行系统性拓展;第二,研究方法的创新。对工业生态效率的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方法和评价模型的创新和运用;第三,具体实践的应用。把工业生态效率作为测度和管理工具服务于具体的评价目标,通过结合评价对象的特点,选取适当的指标方法对特定工业领域或层面进行生态效率的评价,从而发现评价对象的发展特点。鉴于中国工业増长模式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十二五”以来,中国各类能源开发类产业的产值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整体上升,石化、冶金、化工等重污染高能耗部门已成为我国资源能源消耗的主要部门。在环境总体污染中,与工业有关的环境污染比例不断上升,据全球碳计划（GCP）和《纽约时报》的相关数据,2017年中国使用化石燃料排放的二氧化碳已超过了美国和欧洲的总和,其中工业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球总数的近30%,工业废水排放量约710万吨居全球第一,工业经济整体快速增长导致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恶化。由于可持续发展是中国经济发展长期的整体规划与战略布局,因而根据现阶段中国工业化的发展特点和推进情况,本文拟结合当前工业生态效率研究的重点方向,在借鉴国内外理论成果的基础上,通过相关研究回答以下几个问题:工业与生态融合产生效率的机理是什么?选取何种方法和模型进行评价?工业生态效率的空间分异性是否存在?工业生态效率水平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通过哪些手段可以调控工业生态效率的发展趋势?能否实现区域工业生态效率的均衡化发展?通过这一系列问题的思考可以梳理出本论文的研究轨迹“工业生态效率的理论基础与理论框架——区域工业生态效率评价体系——区域工业生态效率的空间格局——区域生态效率影响因素研究——路径启示和政策建议”的基本思路。本文依据区域经济学、生态经济学、地理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等相关多学科的基本理论观点,从产业和空间两个方面,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视角,静态和动态两个维度,回顾、梳理、分析和预测工业生态效率的发展轨迹与发展趋势,可以总结出如下一些主要研究成果:第一,国内外在生态效率研究方面已取得了诸多成果,但由于受到生态经济研究的方法论、系统复杂性及数据可获得性等因素的影响,还未建立起完善的理论模型。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工业生态效率的涵义,即以生态增长和环境增长为基本原则,兼顾工业的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是衡量和管理工业可持续发展水平的重要工具。同时,在以古典经济学资源稀缺论和静态经济论的价值论基础上,从自然资源是否具有可替代性的角度,分析了工业技术进步和规模扩大对生态资本相对稀缺的可替代性,进而揭示了工业生态效率的运行基础和发展趋向。第二,本文基于WBCSD提出的环境——经济比值效率的基本思路,对中国区域工业生态效率的发展情况进行了具体评价。通过解决传统数据包络模型在环境评价中没有处理非期望输出的能力,本文建立了包含自然处置性（Natural Disposability）和管理处置性（Managerial Disposability）的环境DEA交叉模型,评价了2005～2016年期间中国30个省份的工业生态效率,并借用空间格局的规模、强度、纹理的概念,对中国工业生态效率的空间格局进行了相关评价。同时,结合工业行业的生产要素依赖性特点,将37个行业划分为重工业行业、轻工业行业和高科技行业三大类别,通过计算三大类工业行业的生态效率,建立了三大类行业的群组前沿和共同前沿,并对行业聚类性特点进行了横向和纵向分析。第三,引起中国区域工业生态效率差异的主要因素在于生态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布局的异质性,为使这一经验理论得到相关数据和实证分析的支撑,本文采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验证了导致工业生态效率区域分异的两个主要因素对工业生态效率是否存在门槛效应,发现两大因素与工业生态效率之间具有明显的“U型”关系存在门槛效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晰了两大因素对工业生态效率的作用机理。第四,针对传统经济学建模方法多是基于变量随机、干扰项无关的假设条件,为进一步验证引起中国区域工业生态效率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本文运用空间计量模型的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检验了2005～2016年中国省际工业生态效率的空间效应。在模型中加入结构性变量和投入性变量后发现,相邻空间单元对本地区工业生态效率误差冲击的影响程度高于本地区受相邻空间单元工业生态效率空间溢出的影响程度,区域工业生态效率在空间呈现出显著的异质性,这与各个解释变量的地区分布差异和相邻空间单元对溢出吸收能力的大小有极大的关系。第五,由于本文的立论是从空间区域角度分析生态效率的空间分异,因此在结论部分针对各地区工业化的发展现状以及工业生态效率的核心定位,并基于本文第五章和第六章对区域工业生态效率的计算结果和实证分析,把30个省份分为了一类、二类和三类区域,在借鉴国内外区域工业生态效率提升的实践与启示基础上,本着因地制宜有所侧重的思路,采取了区域分类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