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本研究为指导视障青少年的康复治疗提供科学依据和有效建议,采用时间权衡法（Time trade-off,TTO）测量视力障碍（简称“视障”）青少年的健康效用值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调查视障青少年的助视器使用情况,对影响视障青少年弃用助视器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方法本研究为2020年6月～2021年2月在疫情常态化背景下采用电话随访调查。对象来源于省残疾人联合会既往登记的低视力患者数据库及我院低视力团队指导康复的低视力患者数据库,选取符合入选标准的186例8～27岁视障青少年,采用本研究小组专门设计的调查问卷进行电话随访,调查内容包括视障青少年的基本信息、视力情况、助视器使用情况和时间权衡问题。对其中年龄≥10岁、可理解健康效用的165例视障青少年进行基于TTO的健康效用评价,并采用独立样本Mann-Whitney U检验、Kruskal-Wallis检验比较视障青少年TTO效用值在性别、年龄、就学情况、助视器使用情况、视障病因、视觉损伤程度等不同分组的组间差异;采用多元线性回归确定视障青少年TTO效用值的独立影响因素。同时对186例视障青少年的助视器适配类型、使用频率、满意度、弃用原因等方面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并通过卡方检验分析与视障青少年弃用助视器相关的因素。结果1.符合入选标准的186名视障青少年平均年龄为（14.6±4.5）岁,其中男性117人（62.9%）,女性69人（37.1%）。本研究纳入对象中,导致视障青少年视觉损伤的最主要病因是白内障（27.4%）,其次是“屈光不正/高度近视”（15.1%）,视神经病变（11.8%）等。2.接受健康效用评价的165例视障青少年平均预期生存年数为80.5年。对不同特征的视障青少年TTO效用值进行组间比较,独立样本Mann-Whitney U检验及Kruskal-Wallis检验结果显示:视障青少年的TTO效用值在不同就学情况、助视器使用情况、视觉损伤程度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分别为P=0.04、P=0.02、P<0.01）,但在不同性别、年龄、视障病因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多元线性回归发现:年龄、助视器使用情况、视觉损伤程度是视障青少年TTO效用值的独立影响因素（分别为P=0.03、P=0.04、P<0.01）;性别、就学情况、视障病因则对TTO效用值没有影响（P值均>0.05）。3.本研究中,手持电子助视器适配率最高（55.9%）,其次是智能手机（48.9%）和听书机（37.6%）。所有助视器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是智能手机,63.2%的智能手机使用者“几乎每天使用”;满意率最高的是手持电子助视器（92.3%）和智能手机（76.9%）。95名视障青少年存在弃用助视器的情况（51.1%）。所有助视器中,智能手机的弃用率最低（4.2%）,其次是台灯（10.0%）。光学助视器的弃用率（59.8%）高于非光学助视器的弃用率（52.2%）和电子助视器的弃用率（30.8%）。视障青少年弃用助视器的原因主要是更好的替代品出现（16.8%）、个人技能提高（15.8%）、助视器损坏（15.8%）等。4.本研究中,因白内障、未矫正的屈光不正（包括无晶体眼）、青光眼及其他病因导致视觉损伤的视障青少年弃用助视器的概率分别为41.2%、71.4%、26.7%、54.4%,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10.61,P=0.01）;而视障青少年弃用助视器的概率在不同性别、年龄、就学情况、视觉损伤程度人群间的差异均不具有统计学意义（卡方检验,P值均>0.05）。结论TTO效用值作为视障青少年康复的科学依据之一,受年龄、助视器使用情况、视觉损伤程度的影响。本研究中视障青少年弃用助视器的原因主要是更好的替代品出现、个人技能提高、助视器损坏等,且弃用助视器的概率主要与病因有关。视障康复工作应充分考虑视障人士的年龄、病因、视觉损伤程度、使用助视器的情况等相关因素,最大限度满足其康复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