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商事交易也随之频繁,合同僵局的情形也越来越多,案件也越来越复杂。自从“冯玉梅案”引发人们的关注,在学界和实践中引发了众多的争议,焦点在于违约方是否具有解除合同的权利。此前法律上并没有对此相关的明确规定,司法判决亦缺乏相应理论基础。为了衡平当事人之间的利益,需要法官根据具体的案情,恰当地行使自由裁量权,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对于合同解除权,法律中规定了守约方具有解除合同的权利,这是各个国家的法律所公认的。但违约方并不具有这一权利,也即直接通知就可解除合同的形成权。若违约方也有通知解除合同的权利,则任何人都可以随意违约,将严重违反合同严守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然而,实践中遇到合同僵局的情形,若违约方主观并无恶意违约的故意,但客观上合同又无法履行或者履行艰难,履约成本极高,或者不适于强制履行,守约方却不愿意行使合同解除权,局面陷入困境,任何一方都无法从合同中获益,最初的合同目的也无法实现,也会造成社会资源的严重浪费。各个国家根据国情的不同,制定了适合自己国家的解决这类问题的规则。如英美法系的效率违约制度,大陆法系的重大事由解除规则。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实践的需要,颁布了《九民纪要》第48条,但适用范围较窄。我国《民法典》编纂过程中,对此问题的立法引起了学界争论,主要有肯定说和否定说,尽管观点不同,但是也有达成共识之处,即违约方不享有和守约方一样的解除权。对这一问题的草案进行过多次增删,最终确立第580条第2款,对于解决合同僵局的问题,提供了有效解决方案,这是我国立法上的一大进步和创新。但法律规定过于笼统,司法实践中缺乏适用性,为了避免同案不同判,需要理解其中关键概念的具体含义,并且明确其中的实体条件和程序条件,才能更好地运用于司法实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