粪秽既是农业系统中的生产资料,也是卫生工作中需要处理的不洁之物,粪秽处理由此兼具生产与卫生的双重面相。过往对粪秽处理问题的研究或是从肥料的角度给予关注,或是从污物的层面进行讨论,尚未见到将生产与卫生结合起来的系统考察。此外,对积肥用粪问题的分析较少措意于集体化时期;粪秽清洁的研究对象多局限于城市,未对农村的同一问题进行探讨,无形之中造成研究主题的残缺。有鉴于此,本文试将生产与卫生两种面相结合起来,梳理1912-1965年间山西省农村地区积肥用粪与卫生清洁的变迁过程,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生产与卫生、传统与现代、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研究发现,以人畜粪便为主体的农家肥料虽是近代山西农村社会的主要肥源,但在家户、地区之间存在明显的不平衡性,构成农业发展的重要阻碍。民国政府和知识分子为改善民族形象、保障国民健康,逐步在农村开展清洁工作,不过其努力受到农民观念、时间、资金等因素的限制,始终效果不彰。中共治理下的肥料工作和清洁运动在革命战争时期即见萌芽。1949年后在化肥生产能力有限的客观条件下,中共不断强调农家肥料的重要性,对肥料的积、沤、运、施等环节加以严密组织,有力推动了农业产量的提高。与此同时,中共巧妙地使清洁运动共享着肥料工作的意义轨道和组织资源,并对双方在对象范围、工作时间与处理方法上的矛盾进行调适,使农村粪秽处理呈现出“卫生与生产相结合,卫生为生产服务”的特点,从而在总体上实现了农村积肥用粪与环境卫生的同向发展。然而,历史的实践是曲折的,当生产与卫生工作相互脱离甚至违背现实时,粪秽处理亦随即出现偏差,因此集体化时期农村粪秽处理工作在整体进步态势中仍表现出一定的时空失衡特征。在高度组织化的肥料工作与清洁运动中,现代性的技术规范和价值观念逐步得到推广,老农、技术干部、劳动和卫生模范等群体的社会地位得到提升。这种社会变革的实现不仅有赖于现代和传统的互相连接,也立足于中共的意义构建与持续实践,国家与社会的互动由此而空前密切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