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支出实际上就是政府执行向社会提供公共物品或劳务方面的决策必须付出的成本，它的数额大小反映着政府介入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规模和深度，政府支出作为财政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主要通过政府干预、政府消费、直接投资等方式跟私人部门发生关系。但是，政府支出对私人部门是挤出的效应还是挤入的效应长久以来一直都没有定论。多数挤出效应的模型都把政府支出当作一个总量来分析，然而从政府支出内部结构的角度分析挤出效应却很少被应用。本文按照Ahmed（1999）的研究框架，改进了它的回归方程。把政府支出的结构按照两种划分：一种是按投资和消费划分，另一种是按支出的功能性质划分。这样从两个角度分析政府支出对私人部门的挤出效应，可以更准确地得到政府支出挤出效应的影响方式和程度。在本文的第一章中，主要介绍了国内外有关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挤出效应、政府支出与民间投资挤出效应的研究理论和分析方法。在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的挤出效应分析中，有代表性的巴罗认为，政府的公共支出就像私人生产过程的一种投入一样,具有正的消费与产出效应,在长期中政府支出对消费与产出产生了一定的挤出；而Karras用多国数据研究了居民消费与政府支出的关系,发现政府支出同居民消费之间存在一种互补关系,这种互补关系的强度与政府规模负相关,政府支出增加将提高居民消费的边际效用水平,从而提高居民的消费支出水平。在政府支出与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分析中，凯恩斯主义者认为, 政府开支、私人投资、私人消费三者具有相互补充的作用, 政府开支的增加刺激了私人投资、私人消费, 引发乘数效应；而货币主义者则认为, 政府开支与私人投资、私人消费之间存在着某种竞争性、对抗性的关系, 即政府扩大开支影响的只不过是经济社会内部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资源配置, 并不是该经济社会可<WP=39>以获得的产出和收入总量。在第二章中分析了我国自1978年以来政府投资、民间投资、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的变动趋势及我国跟国际相比在这些水平上的差距。在经济发展水平的亚洲国家中比较中，我国的政府投资率则不能算高，甚至可以说是比较低的；各类民间投资主体在内的非政府投资日趋活跃，对全社会投资的贡献越来越大，民间投资率将会继续回升。国际比较显示，中国的政府消费率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相当，大大低于亚洲的平均水平，在当前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经济发展新阶段，如果政府消费率持续偏低，将难以满足社会对政府公共服务越来越大的需求；居民消费率偏低的状况更为突出，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一个突出矛盾就是投资偏热、消费偏冷。当前“经济过热”主要是由政府主导的投资“过热”拉动的，导致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本过高，这给中长期的发展带来了隐患。第三章简要介绍了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和脉冲响应函数。第四章和第五章分别建立挤出效应模型，并且按中长期的划分分别估计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和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本文按照Ahmed（1999）的分析框架，结合我国的实际数据，建立如下的模型： 其中，CC表示居民消费、Opn表示贸易、GC表示政府消费、GI表示政府投资、CI表示民间投资、GECO、GEDU、GMAG和GETC分别表示<WP=40>经济建设支出、社会文教支出、行政管理费和其它支出。从政府消费支出和投资支出的划分来看政府支出的挤出效应，无论长期上还是短期上，政府消费支出会挤出居民消费，对民间投资没有影响；政府投资支出会促进居民消费，对民间投资是完全挤出的。从政府支出的功能性支出要素短期的挤出效应分析结果来看，经济建设支出对居民消费和民间投资都是挤出的，其中对居民消费的挤出较大；教育文化支出对居民消费是挤入的，对民间投资是挤出的；行政管理支出对居民消费是挤入的，对民间投资是挤出的；其他支出对居民消费和民间投资都是挤入的，其中对民间投资的挤入稍大。第六章分析了当前我国的经济形势，并结合文中得出的计算结果，针对当前我国面临的投资、消费比例失调问题提出一些政策建议：认为财政政策是解决我国结构性矛盾的良策，对政府投资支出继续扩大，对政府消费应该有所降低；对于功能性支出要素，经济建设支出要扩大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支出，教育文化支出和行政管理支出应该扩大，其他支出应该有所降低。通过这样财政政策的实施，可以既可以起到挤入居民消费的作用，又可以挤出民间投资，促进消费率和投资率水平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