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们越来越频繁看到一些未成年人恶性暴力犯罪案件的新闻报道,其中很多案件一度引起社会轰动。然而这些实施严重危害社会行为的低龄未成年人却总是因为未达刑事责任年龄而没有得到相应的法律制裁,这不仅暴露了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矫治体系的薄弱,也引发了社会公众的强烈不满,纷纷开始呼吁严惩恶劣的未成年人犯罪。但我国在未成年人犯罪领域始终坚持将重心都放在教育和预防上,认为惩罚只是一种辅助手段。且我国司法实践也表明,未成年人普遍在生理和心理方面都未完全发育成熟,对自我行为后果和所造成的社会危害缺乏清楚认知,因而使用刑罚措施来处置未成年人犯罪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不合理性,其对未成年犯罪人的教育、挽救效果也并不理想。相比之下,非刑罚处罚措施具有非监禁性和非刑罚性,与未成年犯罪人的教育矫正需求更加契合,具有天然的优势。目前我国尚未制定专门的少年刑事法律,在《刑法修正案（十一）》和最新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颁布之前,我国对未成年犯罪人所适用的非刑罚处罚措施有:监管人管教措施、收容教养措施、专门学校教育、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以及具有普遍适用效力的训诫、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和赔偿损失等。其中训诫、责令具结悔过、责令赔礼道歉、责令父母加以管教等在适用中容易流于形式,并不能产生什么实质性的效果,所以真正在未成年人犯罪处罚方面发挥实质性作用的主要是收容教养、专门学校教育和未成年人社区矫正这三大措施。但这也不意味着收容教养、专门学校教育以及未成年人社区矫正这三大措施在未成年人犯罪的教育和预防方面就是无懈可击的,其在实践中依旧存在一些不足之处。而且2020年通过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将收容教养制度废除,以专门矫治教育取而代之,并将专门学校列为了专门矫治教育的执行机构,所以在收容教养与专门学校二者进行整合之后,相关法律规定也有很多需要同步改进的地方。要想实现从收容教养到专门矫治教育的全面转变,所需要做的工作绝不仅仅只是将名称进行转换而已,还有必要对其前身“收容教养制度”以及其现在的执行场所“专门学校”这两者此前所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的分析讨论,从而更好地完善专门矫治教育的运行机制,保证专门矫治教育的处遇有效性。实践中专门矫治教育、专门学校教育以及未成年人社区矫正这三大制度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如下:专门矫治教育方面,有关专门矫治教育适用条件的法律规定模糊,程序不合理,矫治措施异化;专门学校教育方面,专门学校定位不清,管理对象混乱,有关程序设计不足等问题;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方面,主要是矫正项目和矫正方式缺乏针对性,缺乏有效的监督措施和惩罚措施,对矫正期间的未成年犯没有形成完备的危险评估体系以及矫正队伍专业化水平低等问题。通过与域外国家未成年人犯罪非刑罚处罚措施相比较,在借鉴域外国家有关成熟规定的基础上结合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现实情况,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非刑罚处罚措施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实现从收容教养到专门矫治教育的全面转变,明确适用专门矫治教育的情形和标准,规范并细化适用专门矫治教育的具体程序,明确专门矫治教育的执行期限和执行方式,设立规范化的专门矫治教育执行场所,加强专门学校的建设,明确其招生标准并规范入学程序;根据不同个案中未成年犯罪人的身心特点为其设定有针对性的矫正项目,加强入矫前和入矫后对未成年犯罪人再犯危险性的科学评估,以便制定初步的矫正计划和及时调整矫正措施,最后建立专门的矫正机构和专业化的队伍对于完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体系也是十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