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1874-1946）是英美现代主义文学史上具开创性地位的小说家、散文家和戏剧家，其戏剧对美国现代戏剧的影响尤为深远，被称为“先锋戏剧之母”。近十年来，国外学者对其戏剧的研究日渐增多，国内学者对斯泰因的认识虽不算晚，但对其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且所见研究多集中于几部小说、散文及部分斯泰因的文学理论，而对于斯泰因戏剧的专门研究相当匮乏。本论文聚焦于斯泰因的戏剧，旨在研究其剧作所呈现的斯泰因自身的艺术家身份问题，力图通过斯泰因三部最有代表性的剧作品，梳理其艺术家身份的变化过程，呈现相对清晰的艺术家身份图谱。　　本论文由引言、主体三章和结论构成。引言部分在梳理国内外斯泰因及其戏剧研究的基础上，阐明了本论文的观点：即斯泰因的戏剧作品映射了其对艺术家身份的探寻是一个渐变过程，从被认可为天才艺术家的渴望，转向对传统艺术家身份的质疑，到最终对艺术家整体性的呼吁。此外，引言部分还对本论文所提及的关于天才、艺术家身份和整体性做了界定。　　第一章以《发生了什么》（What Happened. A Five Act Play，1913）为中心，着重分析了此剧对传统戏剧的解构，在解构的过程中，斯泰因渴望被认可为天才艺术家的欲求得以隐性显露。这部戏剧拒绝呈现场所、构架、人物、冲突和对话等传统戏剧元素，读者直接被带入到一个不得其所、不闻其由、不明其意的场景，一系列的言语嫁接、声音、颜色、气味的奇异融合，将一个活生生的现代性片段演绎出来。由于戏剧时间上没有开始和结局、场所上没有明确所在、人物上没有个性塑型，读者无法从传统的期待视野出发解读戏剧的冲突模式、人物的变化发展、言语的意义陈述。斯泰因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使读者得以摆脱时空的限制，直面每一个词语的可能意义的延展、每一串言语嫁接背后的思考和每一个描写背后作者活脱脱的存在。以此方式，这部将传统技法彻底颠覆的先锋戏剧，直陈了艺术家对戏剧、对她所生活的时代和哲学认知的质问：“发生了什么”？这一质问映射出斯泰因于二十世纪初的激烈变奏中看到的影像，即传统戏剧无法呈现这种变奏又力图传扬某一意义的无力。而她以先锋试验的精神，呈现了变奏，也呈现了她最深沉的渴望：成为天才艺术家。　　第二章聚焦于《四圣人三幕戏》（Four Saints in Three Acts，1927），阐释了剧中的元戏剧建构，并指出这个建构的过程折射了斯泰因对传统艺术家身份的质疑。斯泰因本人的生活经历、创作思想和创作过程被直接呈现在这部戏剧中，从而戏剧建构的虚幻也得以呈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斯泰因看到传统价值观和意义机制急剧幻灭，她借助圣泰瑞莎这一独特的宗教角色，标明天才艺术家应该拥有的品质：舍弃传统的意义梳理，专注于白描式呈现。虽然斯泰因借力了传统戏剧的叙述概念，但实际上她通过一系列无逻辑的对话，将其自身的生活现实、她与作曲家的沟通以及她与读者的交流直接建构于戏剧中，这白描戏剧建构的过程使艺术家走下神秘圣坛，该戏剧成为斯泰因质疑传统意义上的艺术家身份的载体。同时，本部戏剧没有期待视阈中的焦点，这种虚焦的方式恰恰张扬了艺术家本身，由此一种新的艺术家身份得以建构。　　第三章主要通过对《我们共同的母亲》（The Mother of US All，1946）的考察，阐释了这部政治万花筒一般的戏剧中斯泰因对艺术家整体性的呼吁。本章分析了斯泰因通过女权运动先驱苏珊?安东尼表达了她本人对男性、女性、婚姻、政治和人生的思考。斯泰因将不同时期的历史人物、现实生活中的朋友、及其艺术创造的人物齐聚于同一个戏剧舞台上，这种杂糅并非是偶然性的戏剧错觉。本章分析了每一个历史人物和现实人物的特性，明确了斯泰因将这些人物联结到此部戏剧中的内在因素。斯泰因希望通过戏剧人物之口，向读者和世界宣告，“她将会在每一个人物身上呈现”，这正是斯泰因本人的艺术家整体性呈现，即艺术家代表了历史与当下、现实与想象。这部戏剧借用传统戏剧对结尾的处理技法，每一个人物都有尾声前的交代，在戏剧的终结点和生命的终结点，斯泰因慨叹她一生的追求和辛劳，慨叹其所获的声誉与其所执着的坚持难以相称，认为艺术家最该收获的应该是其自身的整体性。　　本论文在结论部分分析了三部戏剧的微妙变化：戏剧人物从无到有，再到多个复杂人物集中体现；戏剧形式从彻底解构到元戏剧建构，再到对传统戏剧的借鉴和改变。这些微妙的变化呈现了在艺术探寻过程中斯泰因对于自身艺术家身份内涵理解的变化，即从极端的排他的天才之思，到对传统艺术家的质疑，再到艺术家整体性的呼唤，其中的艺术形式与思想内在相得益彰。　　斯泰因的实验性写作以及她对那个时代的认知和质询构成文学领域一道不可或缺的风景。斯泰因以其不可言说、不可解读的特质，隔断了先在观念的庖刀，将每一个文字都变成了留白的思考，从而将一个艺术家的自我探寻的形象隐形但厚重地显露。斯泰因的艺术家身份探寻过程呈现了艺术的自律性和社会性的辩证内涵，即艺术的自律性总是相对的，而它的社会性则是绝对的。理想状况下，艺术不屈从于社会现实与既定秩序，坚持与社会相对立或者其“反世界”的社会批判维度，但终究还是其社会性的表现，这正是斯泰因三部戏剧中所体现的对艺术家身份追求的嬗变过程的本质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