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州地记是记载荆州山川形胜和风俗人物的地理书，起源于汉代的“计书”。东汉末，刘秀诏撰的《南阳风俗传》为代表的“风俗类”地记和孙吴张胜《桂阳先贤传》为代表的“人物类”地记兴起，这些基本为官修或半官修，资治功能很强。西晋时期的荆州地记留存下来的很少，从现存作品看，文学性不强。东晋以后，大量南渡文人和土著文人撰作地记，地记作家对山水的关注，使荆州地记的创作出现高潮。笔者统计，东晋南朝时期的荆州地记共35家44种，占六朝荆州地记的绝大部分。这一创作高峰的出现与文人对荆州地域文化的认同和自身的审美自觉密不可分。荆州地记的创作动机不一。有的地记创作偏重收集地理风俗，以便为统治者提供治理参考，虽与官修地记功能类似，但文学性更强。这些地记的编撰者多为州郡或藩国属官，如盛弘之《荆州记》、沈怀文《随王入沔记》、萧绎《荆南地志》、鲍至《南雍州记》；有的地记创作单纯是自觉审美的产物。因高超的写景技巧和喜爱自然山水的本真流露，堪称地记佳作。如宜都太守袁山松《宜都山川记》、伍安贫《武陵记》等；还有的地记创作是为了表彰郡望，美化家族。最具代表性的是习凿齿《襄阳耆旧传》，其中人物介绍仅习氏宗族就有14人。包括习融、习郁、习询、习竺、习承业、习蔼、习珍、习温、习祯、习忠、习隆、习嘏、庞林妇、李衡妻英习等，俨然一部家传。荆州地记中的物产风俗、神怪故事、人物形象、山川形胜四类记载是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其中：“物产风俗类”多记荆南地区奇异的动植物和彪悍民风，志异色彩浓厚是此类文字的主要特色。代表作有萧绎《荆南地志》和佚名《荆州图副》。很多物产记载语言通俗，形象鲜明，如武陵郡茶、酃湖美酒、鱼复县吐绶鸟；有的物产记载文学性较强，如夸赞高沙湖物产：“翠泽平皛，水陆弥旷，芰荷殷生，鳞羽滋阜。”结构整齐，文字优美；有的物产记载颇具神秘色彩，如官梨“实落地即融释”，零陵石燕翩然群飞；还有的物产记载颇具哲理性，如记薤山之竹“代谢如春秋”，在竹子的生长和死亡中感慨人生。“物产风俗类”记载与东汉三国以后出现“异物志”创作风气有密切相关。神怪故事材料来源不一，有的借鉴前人小说，有的转抄于他人地记，有的是编史剩余。材料来源的广泛性，使这些神怪故事呈现出不同的叙事风格：记托梦神鬼不空谈灵异，以日常生活场景为故事框架，以增强真实感；记奇特想象更是以现实事物和真实地名为依据，赋予想象以独特的审美体验。笔者将人物形象大致分为文人高士、贤君名臣、勇士贤妇三类。习凿齿《襄阳耆旧传》集中介绍了这三类人物。“文人高士”是指具有一定文学成就的读书人和性格气质异于常人的名士。如先秦时期的王逸和宋玉、东汉时期庞德公、南朝时期的高斋学士；“贤君名臣”是指具有德行或智慧的君臣形象，如三国时期孟达和西晋时期羊祜等；“勇士贤妇”分别指有勇力的英雄人物和有德行智慧的女性人物，前者如西晋邓遐，后者如庞林妇习氏。荆州地记中的写景文字在情感表现和审美角度两方面体现出高超的写景技巧。主要包括三个方面：描写真切生动，自然传神；骈散结合的语言风格；对山水的真挚热爱中体现着自觉的审美追求。与此同时，《水经注》作为北朝地记文学的集大成之作，对荆州地记中的写景文字引用颇多，但他往往能够结合自己独特的审美视角加以改造，颇具创新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