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社会，“设计”已经成为一个跨学科、跨专业、跨组织的综合活动。但是按照传统的社会分工和知识分类模式，“设计”却被切割为不断细化的各门具体专业，“设计”的共性问题被忽视，不同领域的“设计”缺少对话的平台。此外，在资本和权力的影响下，设计往往沦为一种“附庸”，失去了自身的社会责任。因此,传统的“设计”概念需要被“广义化”，“广义设计学”的研究尚待开发。本文以此为契机，以设计研究方法论的视角，探讨了“广义设计学”研究的理论生成语境、哲学基础、研究范式危机与转向等问题；并将我国学者所认识的“广义设计学”纳入到“设计研究”的框架中，倡导从“设计科学”的范式转向“设计研究”的范式。　　全文分为四个层次。首先，指出了“广义设计学”进入国内学者的视野始于美国学者赫伯特·西蒙提出的“设计的科学”（science of design）和戚昌滋教授等提出的“广义设计科学方法学”。由于早期的设计研究延续了自然科学描述方法和工程设计规范方法，“广义设计学”的理论基础是建立在“表象主义”科学观之上的，从而使“广义设计学”的研究陷入了危机，并造成了一些学者在设计学科理论建设中的“误读”。在此基础上，论文围绕“科学”与“设计”的关系，剖析了“广义设计”研究的哲学基础问题，并提出设计研究需要从“表象主义科学哲学”走向“科学实践哲学”。在“实践优位”的视野下，广义的设计活动和“广义设计”的研究活动是一个自我运动、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的体系。论文在第三个部分对我国设计研究活动的背景及对策进行了分析，对研究的重要基石“概念”、“理论”等问题进行了重新界定和拓展，区别了“概念”在“日常”和“严谨研究”中的不同用法、意义和局限；并以此为基础重新诠释了“设计”、“大设计”、“广义设计”之间的关系，进而提出我们需要借鉴“网络形成”理论重构“广义设计”，将“广义设计”的探索置于复杂的社会网络中，将它视为一种网络的形成，在形成过程中，会增加新的设计知识结点，也会创造出新的设计接触点。“广义设计学”是对“广义设计”的研究，它不能被一种研究垄断，它是一个“复数”，因而其研究范式需要从“设计科学”转向“设计研究”。由于每一种研究策略中对“广义设计”的研究目标、研究策略和研究基石各不相同，我们可以将其划分为“文化导向”的研究、“科学导向”的研究、“学科导向”的研究和“问题导向”的研究，以此将来自不同领域和不同视角的研究整合起来。最后，论文在“广义设计观”的多维视角下，将各种不同的研究视为一种“广义设计”研究的“文化景观”，不同学者或实践者站在不同的位置上，都会有不同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