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前提,我国经济和社会的迅猛发展,不可避免的带来对环境的过度使用和破坏,导致我国的当下环境压力剧增,环境形势愈加严峻。与此同时,我国政府也在不断制定环境政策方针,采取一系列环境治理措施和手段,治理污染的同时鼓励环境保护,促进可持续发展。在不断的实践探索中,从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到推进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再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改革开放历经四十年风雨,通过一代代人不断的探索与发展,我国现己基本全面确立环境保护的政策体系框架,可以较为有效地治理环境污染,更为合理高效地开发和利用环境资源,进一步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环境治理政策工具是政府进行环境治理的途径和手段,是有效实现环境政策目标和结果的桥梁,更是关系着环境治理成败的关键。怎样选择以及选择何种环境治理政策工具来对环境和资源进行更有效的治理及保护,对于政府是否能达成环境治理目标起着关键性作用。本文通过文献研究法、对比分析法以及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首先对环境治理政策工具的内涵、识别和分类、选择和评价、作用效果和绩效等予以阐述,然后采取环境政策工具发挥作用的主体性角度和政策工具的强弱性特征相结合的标准,将我国环境治理政策工具分为政府管制型、经济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三大类,从效果确定性、强制性、动态效率和静态效率角度对三类政策工具进行特性分析和优劣分析,并选取与中国历史背景和人文环境相似的发达国家日本,和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欧盟国家作为国外典型案例,分析其分别采取的环境政策工具,总结优秀经验,力争通过分析为我国环境实践提供借鉴。最后,运用GRA-VAR模型进行定量分析,本文选取中国环境污染物排放总量作为政策工具的作用对象,也即模型的被解释变量,每类政策工具选取三项具体细分指标,即一共九项指标作为解释变量,对三类政策工具的环境治理绩效进行评价分析。通过GRA-VAR模型的分析结果,得出结论,三大类环境治理政策工具中,经济激励型政策工具对环境治理的灰色关联度和影响程度皆是最高,也即环境治理绩效水平最高,政府管制型次之,公众参与型最低。由此结合三类政策工具的实际应用情况,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在政府管制型政策工具的应用上应健全环境管理政策体系,同时提高市场经济成熟度,完善和丰富经济激励型政策工具,增加公民参与环境治理的广度和深度以提高公众参与型政策工具的应用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