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愤著书”是中国古代文论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从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开始便种下了“发愤著书”这一传统的种子,此后其历经历代文人的进一步阐述、发展,在文学理论界逐步生根发芽,并最终长成一棵参天大树,立于文学理论之林,成为被广大文人一致认可并遵循的文艺法则。自古至今,对“发愤著书”进行研究的也不乏其人,他们从不同角度对这一命题进行了探讨。总体来说,研究成绩显著,取得了不少突破性成果。但细观其内容,多讨论的或是“发愤著书”的形成原因,或辨析其源流发展,或探寻其理论内涵,亦或追问文人“发愤”的心路历程。而对于“发愤著书”现象中文人及其创作之间关系进行讨论研究的却不多。因而,从这一角度对“发愤著书”的阐释不是很充分。尤其在“发愤著书”中反映出的中国文人的特质这一方面论之甚少,从而留下了可供我们继续深入研究的较大空间。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这一命题进行进一步的挖掘,希望以此明晰“发愤著书”中所体现出的文人特质,同时探明“发愤著书”中“发愤”与“著书”的契合性。从另一个角度对“发愤著书”进行解读,以使这一现象的丰富特质得以更好地展现。本文共设四章,第一章阐述“发愤著书”的产生与发展。主要探析“发愤著书”的源起与形成及其在后世的发展。在简单梳理历代文人对“发愤著书”的沿革时,主要以刘勰、韩愈、欧阳修、李贽对“发愤著书”的继承和发展为例。第二章探讨“发愤著书”中反映出的文人特质。本文将其大致归结为三个方面:1、文人的独特地位及其能力品格;2、文人的个体生命意识和人生敏感;3、文人的忧患意识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第三章阐明“发愤”与“著书”的契合性。本章首先阐明“愤”的含义。其次说明“愤”作为文学表现对象的独特性。其具体表现为:“愤”是一面反映社会弊端、揭露社会问题的镜子;“愤”情具有强大的感染力。接着论述“愤”激发文思的优越性。表现为:“愤”有利于文思的激发;“愤”有助于文人进行深入地思考;“愤”的情感体验可以使文人的创作力得以提升。此外本文还认为二者的契合性体现在“著书”是“发愤”文人实现其人生价值的最佳方式。第四章论述“发愤著书”的意义与价值。以期对“发愤著书”所具有的意义和价值做一总结,从而再次论证“发愤著书”的文学现象对文人及其创作有着巨大影响,以此应证其在文艺理论界不可动摇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