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中国利用自身劳动力、土地资源等方面的优势,吸引了大量发达国家的企业在中国投资建厂,推进了经济的迅速发展。但是,由于经济发展的所带来的劳动力工资水平的提高,中国正在逐渐失去促进对外贸易的传统优势。与此同时,因为研发创新的能力有限,中国仍然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环节。为了维持国际贸易对经济的推动作用,中国应该努力地提高生产率,在价值链两端的高增值环节上寻找机会。在这一背景下,探讨行业生产率变动的福利效应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本文在Caliendoand Parro(2015)的一般均衡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多国多部门且具有产业关联的量化国际贸易模型;其次通过引力模型的回归方法,采用2000-2014年的WIOD双边贸易数据来校准各国各部门的相对生产率;最后以中国为对象运用反事实研究来估算技术水平、贸易成本和产业关联的变动对实际工资和贸易利得的影响。研究发现:(1)从2000年到2014年,中国的比较优势部门和比较劣势部门发生了改变。(2)保持中国的总技术进步率不变,技术冲击作用于中国的比较优势部门将使中国获得更多得贸易利得(相较于技术进步作用于中国的全部门或中国的比较劣势部门的情况)。特别地,若20%的总技术进步率施加于中国的比较优势部门,将使中国消费者的实际购买力提升53.29%。(3)贸易成本的降低和投入产出关系的存在均能提高中国在国际贸易中获得的福利:若中国进入“自给自足”的经济,将遭受39.06%的福利损失;若在模型中切断产业关联,中国消费者的实际购买力将下降2.90%。因此,本文认为,中国应在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同时,加大对R&D的投入,提高中国的比较优势部门的生产率,并促进其产品走向世界市场,从而在国际贸易中获得更大的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