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问题在20世纪后期的中西方学界引起广泛讨论,至今仍然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但对现代性问题的反思和批判早在现代社会发展之初就已经开始了,马克思是最早对现代性问题予以反思和批判的思想家之一,他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就是其对现代性问题的病理学诊断。与其他现代性批判的思想家所持单一的批判立场不同,马克思在反思和批判现代性问题时,实际上持一种“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的辩证立场。马克思是在继承启蒙现代性的价值规范基础上,从市民社会批判的独特路径出发,揭示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并在此基础上探索一条扬弃和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现实性道路,以此实现对资本主义现代性困境的克服和超越。马克思部分地继承了黑格尔现代性批判的思想,意识到了现代性的内在“分裂”问题,并以实现人与人关系的全面“和解”为最终目的。但与黑格尔根本不同的是,马克思认为现代性困境的根源在于市民社会的内在矛盾。为从根本上走出现代性的困境,只能深入到市民社会内部,考察其基本原则和运行机制,揭示出其内在矛盾。因此,马克思独辟了一条市民社会批判的现代性批判道路。在批判和反思现代性问题,揭露现代人的深层生存困境时,马克思改变了以往哲学史上传统的思维方式,实现了从“实体主义思维方式”向“关系主义思维方式”的转变。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他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角度来考察和反思现代人的生存状况。市民社会是现代社会中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最为根本的展现,马克思奠基于市民社会批判的现代性批判始终是围绕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来展开的。在马克思看来,由于市民社会中的个人遵循自私自利的原则,市民社会成为私利的战场,这必然导致市民社会“自我分裂”的矛盾,突出表现在人与人、个体和共同体的分离、分裂和对抗上。马克思敏锐地洞察到,市民社会的自我分裂最终将导致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抗性冲突。市民社会本身就是一个阶级对抗的场所,因而也就直接带有政治性。市民社会内的阶级分化和利益冲突必然会被带进法与国家之中,从而使法和现代国家丧失正义性和中立性。马克思清醒地意识到,市民社会的内在分裂背后隐藏着一种少数人对多数人统治的权力关系。因此其在探讨市民社会内在分裂的问题时,重点落脚在阶级分化与阶级斗争的问题上。马克思深入剖析了市民社会自我分裂的机制,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分化和阶级间的对抗性冲突是市民社会自我分裂的必然产物,而这又是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现代市民社会中,以资本原则为主导的市场机制和社会关系的必然结果。随着对市民社会批判的深入,马克思认识到,要想从根本上揭示出市民社会的秘密,必须对其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揭示出了资本主义拜物教——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的实质,即物与物的关系遮蔽与颠倒了人与人之间的真实的社会关系。拜物教统治下的现代社会在根本上是一个“头足倒置的世界”,在其中个人受抽象力量的统治,因而处于一种异化的生存状态,这也构成了现代性最深层的困境。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在现代市民社会中起基础性作用的原则有两个:“资本”和“理性”。正是理性形而上学与资本的内在“联姻”构成了现代性的深层逻辑。而资本又在其中发挥着根本性的作用,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支柱。资本无限增殖的逻辑使资本获得了“统治”地位,这种非人的抽象力量创造着巨大的物质财富,同时也统治着自然、社会与人。资本具有形而上学的本质,资本逻辑本质上是一种“同一性”的逻辑,其漠视、否定和压制“他者”。在资本逻辑“同一性”力量的统摄之下,原本具有差异性、多样性的世界被碾压削平为扁平化、齐一化的世界。马克思通过对市民社会与现代性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揭露了现代市民社会中个人受抽象统治的异化生存状态,同时也为未来扬弃和超越市民社会的现代性指明了方向,规划了路线。马克思从人类存在的历史形态的高度上阐释了,超越现代性困境的未来道路,即“人类社会化”或“社会化的人类”。对于这一未来社会形态,马克思一方面从存在形态上,将其理解为在扬弃了内在分裂的市民社会的基础上,重建的真实的伦理生活共同体;另一方面在实现路径上,将其理解为在扬弃了私有财产的基础上,实现对资本逻辑和理性形而上学的双重瓦解和颠覆,从而破除抽象对人的统治,进而创造有利于实现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条件。马克思终其一生都在探索从根本上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内在困境的道路。其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需要我们进一步的挖掘和阐释。同时要在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思想的指导下,不断推动现代社会的变革,扬弃社会生产生活中使人异化的因素,变革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不相适应的社会关系,追求和创造更加合乎人性的社会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