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观念构成了文化系统的核心内容，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和文化的转型必然带来传统价值观念的现代转化。作为中国文化的主流传统之一，儒家价值系统不仅有着自身形成、发展与成熟的历史，而且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巨大冲击，经历了一个由传统向现代转化的艰难而曲折的过程。本论文以“科学理性精神”为聚焦点，以作为现代儒家之主流形态的现代新儒家学派为研究对象，对儒家价值观念现代转化的总体历程、理论特质及其成就与问题展开系统研究。　　所谓“科学理性精神”，是指以人类健全的理智为基础、以现代科学精神为核心内容的人类精神机能，其表现形态为科学和民主。“科学理性精神”不仅构成了源起于西方的“现代性”的核心，而且构成了儒家价值观念现代转化的理论关节点。因此，现代新儒家对儒家价值观念所进行的转化工作，是围绕着“科学理性精神”进行展开的。　　本文首先从新儒家价值观转换的时代背景入手，明确新儒家主要的问题意识就是处理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进而对现代新儒家三代人相关思想的传承发展进行梳理，突显出其价值观内在发展的逻辑性;在此基础上，对儒家价值观念现代转化的总体历程、理论特质及其成就与问题予以探析。　　第一章对儒家价值观念现代转化的时代与思想背景进行了梳理。首先概述近代以来以理性精神为底蕴的西方现代文化对于中国文化的冲击不断由器物而制度进而精神理念层层深入，而中国文化传统则不断走向衰落的过程，接下来梳理中国文化传统逐渐重视并尝试接纳现代科学、民主及其背后的科学理性精神的大体进程。进而具体论涉到儒家思想在近代以来的历史命运，考察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文化传统学习、吸纳西方现代文化特别是其科学理性精神的过程，厘清儒家思想现代转化的社会文化背景。　　第二章主要考察分析第一代现代新儒家的相关主张。梁漱溟、张君劢和熊十力等人针对儒学批判者简单否定儒学价值观的倾向，站在与儒学批判者不同的视角，认为儒学价值观有不同于科学主义之处，即人生观和科学处于两个不同的领域，道德理性和科学理性精神应分处于价值与事实两个世界。对于科学和民主，他们一方面认为这是中国传统中未能充分发展的，却是现代社会中所需要的价值观念，因而中国需要学习和吸纳科学和民主;另一方面，他们又认为，科学、民主的“根芽”在传统儒学中又可以说是古已有之的。新儒家通过科学与玄学二分的方式来回应西方科学理性精神的强势冲击，其目的是为了给儒学德性主义的价值观在现代文化中保留地位。其结果则是在以一种特定的方式贞定了儒学德性主义的价值观在现代社会与文化中的某种地位的同时，也使得事实与价值两个世界处于分而不合的状况。　　第三章以牟宗三为代表，主要考察分析第二代新儒家的相关主张。在主张在儒家价值系统中真心接纳科学、民主以及科学理性精神这一点上，现代新儒家的第二代与其前辈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但他们又没有由此而简单地保守第一代现代新儒家道德理性和科学理性精神二分的理论立场，而是力图在如何贯通道德理性和科学理性精神方面在前辈相关成果的基础上做出进一步的推展。牟宗三先生等第二代现代新儒家所着力做的，就是提出了“良知自我坎陷”说等学说，以图为科学理性精神在儒学思想中予以合理定位，使未能在传统儒学中得到突显的科学理性精神得以在现代儒学中显发出来，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在道德精神统领下的二分世界的贯通，以实现儒学价值观念的现代转化，开出新外王——科学、民主，解决儒家的现代发展所面临的时代课题。　　第四章主要考察分析第三代新儒家的相关主张。面对世界范围内民族文化多元开展的发展走势和西方思想文化界以反思乃至批判现代性为基本特征的后现代主义的兴起，有着更为深厚的西学背景的第三代现代新儒家在第二代现代新儒家相关工作的基础上，对于儒家价值观念的现代转化问题做了新的推展，这种推展可以说又体现为对于科学理性精神的某种限制。这一推展沿着两条路向进行:一方面是成中英与余英时进一步贞定了科学理性精神在儒家思想中内在的根本地位，另一方面则是杜维明与刘述先突显了“启蒙反思”的向度，强调必须把对于儒家思想的理解从“启蒙理性”的笼罩之中挣脱出来。文章的最后对儒家价值观念现代转化的总体历程进行了总结，并在此基础上对其成就与问题予以评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