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版《大公报》作为新记《大公报》的一部分，是一份抗战期间重要的宣传媒体。近年来关于它的研究多是从新闻内容和经营管理着手，主要是出于为了解历史添加相关资料的目的，本文则旨在通过它的社会书写，重新评判其社会角色和历史地位。所谓社会书写，指的是媒体对当前社会的一种即时反映，媒体的新闻报道是社会活动的教科书式的体现，通过媒体对社会的客观报道，对社会现实的正面解读，对进步活动的张扬，对社会阴暗面的揭露与抨击，引导人们形成正确的价值观，组成社会的正能量。中国著名报人史量才曾说过:“日报者，属于史部，而更为超于史部之刊物也。”因此通过桂林版《大公报》的社会书写，对于历史的了解、对于报纸的评价也将更加鲜活而有意义。　　 文章首先介绍桂林版《大公报》的概况，包括在桂林的创、停刊时间，以及它的版面特征，并配发一些图片，使其更加直观。其次是关注桂林版《大公报》的社会书写，在这其中重点考察它对政治、军事、工业建设、战时兵役制度、经济秩序、社会保障等六个方面的报道内容，主要突出广西当地的风土人情，由总体看局部，窥视它对后方社会种种现象的报道重心。第三部分分析桂林版《大公报》的新闻价值取向，主要包括当时广西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以及受众群体的特殊性;整个桂林版《大公报》对原有“四不方针”的继承，揭示它身处的指导思想以及在如此环境及方针指导下，创造桂林版《大公报》两大特色的代表人物徐铸成与彭子冈是如何实施践行的。文章在最后部分对桂林版《大公报》的历史地位进行了重新的评判，描述了报纸扮演的社会角色，并展现出它的政治倾向。　　 本文认为，桂林版《大公报》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其对社会的一种书写，对历史的一种传达，在这种社会书写的背后包含着该报在多方影响之下形成的新闻价值取向，通过这样的新闻价值取向，奠定了文章评价桂林版《大公报》历史地位的基础，一个心系百姓、视野广阔、宣扬正义战争、保持公共立场的文人论证式的大报角色跃然呈现在人们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