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惠”型官吏形态的研究这一课题，是涉及汉晋时期政治、文化与社会等方面的课题，日本学者葭森健介先生对此曾有过初步研究，但并没有过多的深入与揭示。本文在葭森先生研究的基础上，试做一些拓展性的研究，以期揭示“威惠”型官吏的治政特色，及其在魏晋时期出现的原因，包括文化背景、政治环境等因素。 本文第一部分，以刘弘及其周围的群体为例，阐发“威惠”型官吏治国理政的历史实态，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威惠”型官吏的治政特色，即“威政”与“惠政”，以及两者同“威惠”评价的内在联系。 本文第二部分，主要揭示了“威惠”型官吏出现的文化传统，以及魏晋时期的文化背景。一方面，“威惠”型官吏的治政形态体现了传统儒家的政治文化理念：在中央则“美政”，在地方则“美俗”，一旦政治现实偏离了自我的政治理想，他们遂又展开政治批判，儒法表里，对中央皇权政治进行“修补”，力图维护皇权政治的“常”态，这也就是“卡里斯玛”崇拜的政治文化内涵。但另一方面，“威惠”型官吏又具有魏晋时期的文化特征，在其背后存在着“儒法合流”的文化积淀，在政治实践中体现为通经守礼、术兼儒法、博雅多闻、贵理重识、棕核名实等特征；而另一类“清简”型地方官吏，则体现为向儒、玄文化的皈依。两者形成了魏晋时期两类对立而又统一的政治亚文化。 第三部分着重阐述了“威惠”型官吏的政治内涵。从其政治角色的传统上作纵向考察，“酷吏”与“循吏”分别体现了“威政”与“惠政”的政治特色；发展至汉末“党人”群体，两者得到了有机统一。但是在汉末的政治斗争中，“党人”群体的政治与人格发生了裂变，一部分在汉魏之际才性争论中，逐渐演生为魏晋时期的“威惠”型官僚群体；另一部分则在“清议”、“清谈”、玄虚的文化中，伴随势族的发展，演化为魏晋“清简”型官吏。在这并不绝对的演生轨迹中，再试作横向的考察，即探讨政治角色与中央政界的关系。不论“循吏”、“党人”还是“威惠”型官吏，其政治实践都在皇权政治的架构中展开，与中央皇权保持着一致性，体现出“卡里斯玛”崇拜的政治色彩;但同时，中央皇权的演变、强弱也为地方社会的运作造就了不同的政治环境，为政治角色自身政治实践的自主拓展，形成了大不一致的政治空间和氛围。这一点，正是“威惠”型官吏活跃在魏晋时期的关键因素。 本文第四部分，主要以刘弘及其周围的群体，和活跃在荆、扬地区的“威惠”型官吏作为个案，从他们的个人素养、文化背景、与中央政界的关系、及其“民本”思想和效应等角度，对上文所揭示的内涵做一具体的说明和应证。 最后一部分是结语，主要对文中的主要论点做一简扼的归纳与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