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基于维护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利益、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等考量,我国立法对流质条款均予以明文禁止,但流质条款的效力在学界的争议却从未停止。我国《民法典》401条和428条分别对抵押和质押中的流质条款做出了规定,对流质条款之转移抵押（质押）财产所有权的效力仍予以否定,但肯定了其具有担保的效力,即担保权人可依法就抵押（质押）财产获得优先受偿权。然而,如何“依法”实现优先受偿权仍面临诸多具体问题,特别是在商事领域如何实现优先受偿性,与典型担保的关系、登记公示的方式方法,清算制度的设计等等均有待于进一步明确。在司法实践中,典型担保下的流质条款的认定存在着诸多分歧。而非典型担保领域,例如让与担保、回购协议等,当事人往往不直接作出移转担保物所有权的表述,有意识的规避流质条款的禁令,但因其高效便捷的融资功能,审判实践中也积极探索各种其他合法的途径来认定非典型担保的有效性,体现了审判实践对兼顾交易效率与交易公平的实践理性的尊重,但也导致司法裁判中出现“同案不同判”的困境。在商事领域适度缓和流质条款制度能够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迎合市场主体对交易效率的追求,更能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形成内容完备、层次分明、逻辑一致的民商事法律体系。参考域外立法,我国台湾地区相关立法以原有的担保体系为依托,将流质条款作为实现传统担保物权的一种方法。日本无论是立法还是实务裁判都改变了对流质条款一律禁止的做法,特别考虑到了商行为的特殊之处,对商行为和一些特殊质权的流质加以许可。对我国流质条款制度的具体设计应当借鉴我国台湾地区及日本的立法实践经验,在对流质的禁止问题上,区分商事和民事领域。《民法典》中流质条款“优先受偿权”的适用不以典型担保物权的设定为前提,并应当采取与典型担保物权相适应的登记公示制度。同时,在“优先受偿权”的实现方式上,区别于中国台湾和日本的强制清算,在整体上坚持以清算为原则,以无需清算为例外更能适应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