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8年到2018年这40年间,我国名义GDP总量翻了8番,2019年我国人均GDP也首次突破了1万美元。自2020年起,新冠肺炎疫情开始肆虐全球,全球经济都受到了极大的冲击,而我国经济在国内外严峻复杂的环境下却还能保持着正向的增长。同时,在服务实体经济方面,我国金融体系也在不断发展:以银行业为代表的金融中介机构在我国经济发展中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为满足我国企业融资需求及早期工业体系的建立与发展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注册制的推出、科创板与北交所的创立对于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同样意义非凡,同时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在金融体系中所占比例及发挥的作用也是不同的。那么,在过去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到底是何种金融结构对我国经济增长发挥着显著的影响,以及现阶段我国应该采取何种金融结构才能更好发挥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的作用以促进经济发展。这些问题正是我们需要研究的,因此,研究我国金融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一问题有着重要意义。本文首先在理论方面对已有的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进行了梳理,并从金融结构的定义与类型、金融结构对经济增长的机制两个大方面对探讨的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介绍以作为理论铺垫。在模型设定及数据选取方面,本文基于金融内生视角,以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为理论基础,选取了2008年-2018年期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将经济增长的滞后项作为解释变量,选取金融结构作为模型的核心解释变量、同时引入人力资本、政府财政支出规模、金融服务指数和对外开放程度等变量作为模型的控制变量并构建了全国层面的动态面板回归模型;为了进一步从地区层面进行分析,本文还将30个省份分为东中西部三个地区,利用面板分位数回归对其进行估计和分析。在实证方面,本文先后对全国层面和地区层面利用系统GMM估计方法和面板分位数回归方法进行回归分析,并得到了如下几个结论:第一,现阶段提高我国金融体系中直接融资比例有助于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不管是全国还是中西部地区,金融结构都是显著正向促进经济增长的,结合金融结构的定义来看,我们应该提高金融市场的规模比例;第二,金融结构的影响系数是会随着经济发展而逐渐变化的:其中,西部地区的金融结构的影响系数是震荡变化的,中部地区的趋势是先保持水平、再下降而后上升的,而东部地区没有明显的趋势;第三,我国金融体系未能提供有效率的金融服务:这可能是由于银行部门等金融机构一直以来都更偏好于国有企业及大型企业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