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唐宋之际，商品经济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商品经济的这一发展促成了唐宋社会的变革，这种变革表现为社会各个领域的变化。在商品经济的影响和刺激下，各地区间的经济交流加强，社会资源的流通更加方便迅速；这一时期的经济思想也有了很大的变化，“逐利”意识明显加强；村落形态也发生了改变，由集村变成了散村；城市和乡村出现分离，而互补关系却进一步加强。这些变化使得中央政府对地方管理的成本上升，造成政府财政负担的加剧，同时也使得乡村的社会精英的经济特征逐渐扩大，并在最终使得乡村治理方式发生了由乡官制向职役制的转化。　　 对于唐宋之际的乡村社会政治而言，在乡官制向职役制转变的同时，一些新的乡村组织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随着佛教的世俗化和宗族的士族化，还有商人集团的扩大，在乡村社会中官方组织不再是单一组织，官方组织领袖也不再是单一的乡村地方精英，乡村的精英团体出现了多样化，尤其是其中的社邑更具特色，到了宋代，行会的出现将这种乡村组织的发展带上了一个新的高度。乡村中经济资源优势逐渐显露，成了乡村社会精英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特征。　　 而这种变化深层次的影响造成了在乡村权力体系中官方色彩的淡化，在地方精英体系中，社会组织和宗族组织领袖的地位逐渐超越了乡正、里正等官方组织领袖的地位，造成了中国古代社会唐宋时期乡村治理上的“自治”现象。　　 对于这种现象的描述，目前史学界有很多的提法，其中尤以林文勋教授的“富民社会理论模式”影响广泛，本文尝试着在对唐宋时期乡村社会政治结构和精英人物描述的基础上，运用社会分层理论来对这一问题进行一些初浅的探讨，我认为一个阶层的出现不仅仅表现在人口基数上的稳定，更应该表现在社会经济地位的稳定上。乡村社会精英的提法能够更好的表现这一时代的巨大变迁，当然对于富民社会理论模式我认为其对于我们的启发意义是巨大而深远的，随着商品经济的逐步发展，以商人为首的富民群体社会经济地位也会越来越得到体现，富民阶层的出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然而其具体形成过程以及形成的标志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的研究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