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欧美列强相继将技术成熟的电报、电话投入使用,并在维护在华利益的过程中将电报、电话传入中国,但电报初入中国并未得到清廷的支持乃至使用。从“技术的社会形成”理论来看,电报技术快速通信的客观优势虽无法抹杀,但清廷的主观评价若不认可电报,电报是无法扎根在中国社会的。在“琉球事件”“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事件”后,日军利用电报助力军事,给清廷带来极大的震撼,使得清廷最终认可了电报。官府、商人对消息时效性的追求,使得社会对电报的需求日渐增涨,推动清廷于1877年自建第一条电报线路,更于1800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架设电报线路。当能直接进行语音交流的电话进入中国后,更无阻力。电报、电话的相继传入,促进了中国近代电信的发展。在清廷大规模敷设电报线路以满足官军快速通讯的需要的进程中,贵州顺势引入电报,并于1886年开始勘察、架设线路,1887年竣工,正式在毕节、贵阳设电报局通信,后陆续在机要地方增设8个电报局。1905年清廷拨电话总机及壁机来黔,以供政府机关使用。清亡以后,贵州政局跌宕起伏,进而影响到贵州的电信建设。自兴义系新派上台后,贵州电政隔绝于北洋政府交通部,难获直属部门支持。后桐梓系主持黔政,引进的无线电报、有线电话都是为维持统治而设,专供官军使用。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借围剿红军之机实控贵州,贵州电信事业归政交通部,并开始架设跨省长途电话,但1937年之前,贵州的电信事业均以有线电报为主,无线电报、有线电话乃官军专用。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的政治、经济重心西迁重庆,急需改善西南电信事业落后的窘境,以适应战时暴涨的电信需求,尤其为满足军事需求。贵州地处西南腹地,战时国民政府政治、经济重心的转移,使得贵州在交通建设、经济发展方面的地缘优势得以凸显。战时,重庆政府交通部以贵州为电信枢纽,建立了连接川渝、滇、桂、湘的电信网络,贵州的电信事业在战时得到了跨越式发展。为满足前线与大后方之间的电信通讯需求,贵州电信业的经营管理围绕“战时性”进行,各电信局的职工坚守岗位,以服务军事为重。战时,贵州电信以有线电报为主,无线电报、有线电话、无线电话的使用权限向民众开放,电信业务在适应官军需要的前提下,也满足了民众暴涨的电子通信需求,促成战时贵州电信业务的发展。战时贵州电信事业具备国营性、枢纽性、战时性这三个特点,从技术层面服务着政府、军队、商人、民众,为支援抗战贡献着贵州力量。同时,日军的空袭、封锁,以及大后方的物价上涨,使得电信事业入不敷出,极大影响着贵州电信职工的生活;电信资费与电报字数的多少、电话通话时长的长短呈正相关,在物价上升的背景下更是一路上涨,限制贵州电信大众化,导致邮电悬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