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中流砥柱,而科技创新能力又是制造业发展的关键。它不仅关系着企业本身的竞争力强弱,企业效益的提升,企业未来的可持续发展,也关系着国家在全球分工体系、贸易体系中的地位。因此,制造业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一直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而R＆D投资,正是其自主科技创新的必要支撑。近来,金融投资和房地产业持续火热,收益可观;反观制造业,伴随着中国宏观经济增长率放缓的大趋势,大部分企业饱受竞争激烈、经营成本上升、产能过剩的冲击,利润空间不断被压缩,实业投资率逐渐下降。一些企业为了实现短期业绩的提升,被迫调整原有的投资盈利模式,在丰厚利润的驱使下将资金转投至金融市场以寻求新的盈利增长点,进而产生了制造业企业金融化的现象,企业希冀以金融化来改善企业绩效,但由此却大大挤占了原本应用于主营业务改进、产品科技研发部分的投入,企业的R＆D投资受到不可忽视的影响。高层管理者作为现代企业技术创新战略的主要策划者和实施者,是R＆D投资的重要推动角色,同时也是企业委托代理问题的主要矛盾对象,引入高管激励制度来调节制造业企业金融化行为对R＆D投资的不利影响,具有合理性。通常来说,企业制度两权分离决定了股东们更关注企业的长期发展,希望管理层更多地考虑到企业的长期向好;而管理层则更关注短期业绩水平,倾向于通过多元化经营、多渠道投资,最大化显现自己的汗水和成绩。正是利益观点的冲突导致企业经营理念出现分歧,管理者更倾向于追逐金融市场的高收益进而减少企业的R＆D投资,这种短期化投资行为严重损害了股东们的利益。通过引入合理的公司治理机制能够有效降低两权分离带来的代理成本,引导管理层减少短视行为,更有动力为企业长期价值最大化付出努力。因此,本文引入高管股权激励和高管薪酬激励,研究其对制造业企业金融化与R＆D投资关系的影响。本文选择以2013-2020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财务数据为样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探究制造业企业金融化对R＆D投资的影响,同时按照企业金融化投资动机和持有的金融资产的流动性将金融资产分类系统对比,研究作用差异;再引入公司治理层面的高管股权激励和高管薪酬激励机制,考察调节效应是否存在以及各自的作用机制;最后将数据划分为国有组和非国有组,探究上述作用机制是否有差异,为现实中依照企业产权特征进行投资规范以及高管激励政策的制定实施提供参考。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1）实体制造业企业金融化会显著抑制R＆D投资,明显挤出了企业的研发创新投入;（2）企业持有流动性较强的短期金融资产不能为R＆D投资提供显著的现金流支持,所谓的“蓄水池效应”并未得到证实;而持有流动性较差的长期金融资产则更加显著地表现出对R＆D投资的“挤出效应”;（3）结合公司治理机制层面,从高管薪酬激励和高管股权激励两个维度分别考察其调节效应的作用差异,得出高管薪酬激励机制明显强化了制造企业金融化对企业R＆D投资的抑制作用,发挥负向调节的效果;而高管股权激励机制则有效削弱了制造企业金融化对R＆D投资的抑制作用,发挥正向调节的效果。（4）将样本整体按企业产权的性质进行分组比较,发现上述结论依然成立,无论是国有性质还是非国有性质,制造业企业金融化对R＆D投资都呈现显著的“挤出效应”;并且在二者的负相关关系中,股权激励机制的削弱效果在非国有企业中更加明显,可以有效克服管理层个人短期利益和企业长远发展之间的冲突;高管薪酬激励的强化效果在国有企业中更加明显,加强了企业管理层利己短视的行为,使得其R＆D投资意愿更低。本文的研究是基于2013年制造业行业划分标准执行以来到2020年的最新财务数据,以企业金融化的资金储蓄动机和投机套利动机为基础,进行横向系统比较,探究长短期金融资产的持有是否会因不同的动机对R＆D投资产生不同的影响,具有创新性。同时,引入高管股权与薪酬激励作为调节变量,能够全面对比高管激励机制的不同调节效果。为制造业企业提高R＆D投资水平,优化实体制造业企业投资行为贡献了力量。最后,本文依据研究结果从制造业企业和政府部门两方面提出建议。制造业企业应审慎实施企业金融化战略,通过合理的资金管理,为企业研发活动提供良好的支撑环境。同时优化高管激励政策,尤其是国有企业在实施薪酬激励机制的同时,应警惕较高的薪酬激励所带来的利益冲突问题,通过有效监督以及在激励契约中增加技术创新导向型考核指标,充分调动高管人员R＆D投资积极性。在非国有企业中对高层管理者以及研发人员积极实施股权激励,实现利益联动。相关政府部门则应该加快健全金融市场体系,完善金融市场制度,维持稳定合理的金融市场收益水平,减少套利机会。同时加强政府引导与监督,大力打击制造业企业金融化投机套利行为,鼓励帮扶企业加大R＆D投资力度,积极开展探索式技术创新,实现企业本身和国家经济高质量高标准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