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贿赂犯罪刑事立法形成于上个世纪末,至今未有较大立法修正。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腐败治理进入了新时期,有必要及时对贿赂犯罪刑事立法运行状况展开实证分析,以明确新时期下立法修正的方向和重点。对此,在构建立法“规制功能”、“惩治功能”和“预防功能”评估框架的基础上,本文在无讼案例库中全面选取314份贿赂犯罪判决书作为样本,对主体要件、行为要件、定罪量刑等数据进行提取、归纳与分析。研究发现,在规制功能上存在受贿罪适用率过高、非典型贿赂罪(指受贿罪之外的贿赂犯罪)规制功能不明显、部分构成要件要素存在司法虚化现象等问题;在惩治功能上,存在刑度不合理、刑种单一、刑罚梯度与量刑情节匹配度较低的问题;在预防功能上,存在资格刑、财产刑的适用不足、立法前置化不足等问题。据此,应当调整贿赂犯罪立法理念,确立“积极治理主义”的立法观;修正贿赂犯罪体系,合并单位贿赂犯罪与自然人贿赂犯罪,废止介绍贿赂罪;修正受贿罪和行贿罪构成要件,删除“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以及入罪数额和情节,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修正为“与职务活动相关”;完善受贿罪基本犯与加重犯的立法规定;创设新型罚金刑执行方式,并完善资格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