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学界对于《诗经》中《颂》诗的研究,多集中在对《周颂》《鲁颂》《商颂》的个案研究,对于两汉《颂》诗的发展与衍化,还可进行更深入的讨论与商榷。《诗》作为一部先秦元典,具有丰富的上古史意义。其中《颂》诗是《诗》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包含了《诗》中年代最久远的诗篇。汉代《诗》被列于尊位,《诗经》之名始出,这是《诗经》学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诗经》阐释体系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得到确立的时期。对于汉代《诗经》学下的《颂》诗研究,从汉代历史背景以及处于此背景下汉儒们对《诗经》中《颂》诗的阐释出发,能够帮助我们真正理解何为《颂》诗。汉代诗学以鲁齐韩三家诗先行,毛诗后出。但不管是今文三家诗,还是古文毛诗,他们对于《颂》诗的训释是大致相同的,可以看出这是汉代诗学对颂诗的公认取向,故可以对做汉代的颂诗作统一整体的研究。关于《周颂》的诗旨和内涵的阐释,在汉代已有一个完备的体系存在。《周颂》为周王室的颂歌,但却不仅仅只有颂扬意味。还包括对于周代祖先的追溯,对于后代子孙在周德的保续上所提的要求,对于天命永续和天地的祭祀等等。追溯先祖,秉文之德,颂周之道,永保周室,是《周颂》所保存的核心内容,后世子孙不仅颂之,参祭之,更是能以《周颂》为效仿的先王之法。《商颂》亦是商人或商的后人对其功烈先祖进行赞颂,追溯和祭祀的诗歌,在形制与内容上均与《周颂》有大不同之处,其中有数量的原因。《鲁颂》共四篇,皆为颂扬鲁僖公之作,因其能够遵伯禽之法而使得鲁国能够中兴,诗旨相较于《周颂》《商颂》显的较为简单。《诗经》的美刺传统至汉代已成型,四家诗训释皆有美有刺,这在汉代已成为一种解诗最常见手段。颂诗的有美无刺,是由颂诗本身的性质和内容所决定的。美刺之说与当时的政治教化紧密结合。《诗》之美刺,可作为经义,从彰善抑恶的道德教化层面加以发挥,也可落实于知人论世层面的以史证诗之中。它完成了在当时的环境中所应有的功能。颂诗的“美颂”范式在汉代趋于稳定,解说内容也趋于固定,继而形成由《诗经》开创的诗歌美颂传统。《颂》诗与汉代的政治生态也息息相关。首先,董仲舒的政治理论中多次引《颂》诗。其著述中,《诗经》与《诗》学便时常发挥着辅翼的作用。其引《周颂·武》谈“受命改制”的政治理论,引入历史经验来作为评判当下时局的标杆,来论证秦因其不能自觉完成改制,因为并不具备受命王的身份。又引《周颂·我将》谈“屈君伸天”灾异理论说,目的是为了模仿西周的天命信仰重新构建了君王与天的关系,以灾异来震慑有着无限权利的君王。再引《周颂·敬之》《商颂·长发》来谈“以德化刑”论,为的是扭转秦制的任刑以治世,为汉王灌输德主刑辅、以德化刑的治理理念。《颂》诗以其独有的时空深度和人文厚度,在董仲舒著述引诗中,发挥着诸《风》诗、《雅》诗所难以实现的历史意义与表达效果。不仅在董子的著述中有《颂》诗的参与,在实际朝堂生活中,也有《颂》诗的痕迹。引诗论事广泛存在于两汉的政治环境中,刘向便曾上“封事”来反对宦官、外戚的专权,其中引《颂》诗四次,以应证其“以和至和”的政治之道。又有韦玄成参与罢郡国庙之奏议,以《周颂·雝》篇来证祭祀为“五帝三皇不易之道”,即不否认祭祀的重要性,但在下属郡国之宗庙不属于帝王之职事,不应对其进行修复而应当罢之。再有匡衡上疏,以雅、颂之声来谏元帝不可沉溺于郑卫之音,引《商颂·殷武》证成汤之所以建治保子孙,又引《周颂·桓》谏成帝要其戒慎妃匹等。《颂》诗作为“论据”出现,为的是使文章更具说服力。这种说服力来自于它们都是“先王之经典”,也是因为它们已经成为一种固定的、不争的格言事实存在。《颂》诗亦可以成为汉代多种文体之源,如《文心雕龙》提及的“颂赞”体,便是直接导源于《颂》诗。“颂赞”本之“美盛德之形容”,承自《颂》诗,在历史流变中虽然与《颂》渐分二体,但在追述美、盛之事上和颂诗保持一致性。赞辞在原初之时是使用于庄严肃穆的场合中的,这决定了它的庄重美正的性质。赞体以四言为主,篇幅都不长,以数韵之辞简单扼要地讲完内容,可以认为是“颂”的支流。及汉代蔚为大观的汉赋,亦与颂有可以相联系之处。“赋”与“颂”皆出于《诗》,《颂》诗中的述祖先功都有敷陈的表现手法在。“赋”作为一种陈诗的表现手法,实存于风雅颂三义中,至后世发展为文体赋辞,其中大量的颂扬辞赋,皆可认为源自《颂》诗。赋者需要具有古诗之义,与颂体之正非常类似,赋者也是为了表事类以规劝,在繁盛的文辞下起到规劝的作用,亦不能言过其实,铺靡过美。则不管是赋还是颂,其正体,皆需归以诗之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