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于2018年正式写入《刑事诉讼法》,2019年10月24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会同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发布了《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对该制度加以完善。保障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的基础,也是对被追诉人从宽量刑的前提,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设计中,对部分适用该制度的案件诉讼程序予以减缩,导致在实践中被追诉人的诉讼权利被减损,因此,应该如何保障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成为该制度的关键。文章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展开,以保障被追诉人认罪认罚自愿性为核心,结合该制度在实践中出现的漏洞,讨论认罪认罚自愿性保障措施。论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讨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被追诉人自愿性的基本理论。首先,对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及《指导意见》中关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相关规定进行梳理,再从程序法和实体法两方面总结出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具有相似立法精神的法律条文;其次,深入探讨“自愿性”的属性、内涵及自愿性的反向界定;最后,从三个方面,明晰被追诉人自愿认罪认罚的内容。第二部分比较域外相似的法律制度并予以借鉴。第一节介绍了美国辩诉交易制度,以及该制度下关于被追诉人自愿性的保障模式。第二节介绍了德国的刑事协商制度及其自愿性的保障模式。第三节写明以上两个国家的相似制度在保障被追诉人自愿性方面对我国的借鉴价值。第三部分分析了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实践中对被追诉人认罪认罚自愿性保障的不足之处。具体而言,包括证据开示制度有待探索、值班律师的参与程度有限、法院审查自愿性的标准尚不统一、无需签署具结书的情形存在漏洞等方面。第四部分针对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提出相应的保障措施。从被追诉人知悉权的角度展开,提出对被追诉人全面开示证据并赋予其异议权。同时提出提高值班律师对案件的参与度,分别从权利设置、制度设置两方面提出相应措施。文章同时对法院审查自愿性的程序及标准展开讨论,提出建立庭前及当庭自愿性审查程序,并厘清自愿性的判断标准。对于被追诉人的撤回权从立法及实践方面提出完善建议,包括对撤回权行使的主体、对象及行使方式加以规定,对不同阶段行使撤回权予以不同限制,明确行使撤回权的法律后果。最后完善了无需签署具结书的情形,以及司法机关应坚持疑罪从无的定罪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