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年均9.9%的高速增长,创造了经济增长领域的“中国奇迹”。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传统发展模式的弊端也在不断呈现,长久积累的体制性、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尤其是以投资为主导的增长方式越来越难以为继。当前在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的背景下,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适度扩大总需求,已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必由之路。提升居民消费在GDP中所占比重,优化总需求结构比例,实现经济供给和需求的均衡扩张,探寻一条更加公平、全民共享的可持续经济增长道路,已成为学术界和决策者共同关注的问题。近十几年来,我国居民消费在GDP中的占比持续下降至2012年37.1%的低点。这不论与以G8为代表的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相比,还是与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后发”经济体相比,均处于较低水平。换言之,从全球范围内来看,中国居民的消费需求在近年来经济增长的进程中并未发挥出应有的潜力,即居民消费潜力在特定的制度背景下和增长阶段内,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深入探究这种消费潜力的抑制究竟是与传统的经济增长路径相耦合,还是受特定体制因素的制约,抑或是与中国居民的个体特性相关联,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均具有重要意义。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格局直接影响到居民财富的现期流量,一方面,会直接影响到居民消费；另一方面,财富流量汇聚成财富存量后又会进一步影响居民消费,而财富存量又能为居民带来财产性收入,反过来影响财富的现期流量。因而宏观上初次分配格局的变动与微观上家庭财富的变动紧密相联,二者又通过多种渠道共同影响着居民消费。现期的财富存量会直接影响到居民消费的异质性,而初次分配格局的变化则会在时间维度上对消费异质性产生动态影响。而现阶段,初次分配格局的变动又与特定的经济增长方式密切相关,由此,消费潜力的释放也必然受到特定经济增长方式以及特定经济增长速度目标的限制,即研究消费潜力的释放还必须考虑到现实经济发展目标的约束。依此逻辑,初次分配究竟如何影响到居民财富格局的变动?在现阶段的中国,家庭财富对居民消费异质性究竟产生何种程度的影响?初次分配、家庭财富对消费潜力释放的影响究竟有多大?消费潜力的释放程度是否和特定的经济增长路径和增速目标具有内在的耦合性?这些是本文试图探讨的主要问题。现有理论研究中,无论是基于传统生命周期理论所建立的确定性等价模型,还是后续围绕确定性等价的“破坏”所相继产生的预防性储蓄理论、流动性约束假说、缓冲存货模型以及行为消费模型等,均摒弃了凯恩斯消费函数中只关注收入流量的分析视角,转而关注居民整个生命周期内财富状况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然而,上述理论在将影响居民消费的资源禀赋从当期收入扩展到整个生命周期内的财富时,内在地假设作为流量的收入与作为存量的财富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是同质的,消费者在流量流入与存量财富的调整过程中并不存在任何成本。新近研究表明,现实中不同类型的资产在变现以供消费者购买消费品或服务时由于面临着不同的交易成本,会引发较为明显的消费异质性。本文以居民消费异质性作为切入点,基于已有研究,通过建立与中国经济事实相符的理论分析框架,对相关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理论方面,本文主要以现代消费理论(尤其是在经典生命周期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双资产生命周期理论)以及后凯恩斯经济增长模型,作为理论分析框架。实证方面,本文注重运用宏、微观数据的综合使用,运用单方程估计、时间序列分析、匹配双差法、分位数回归等对研究结论进行了实证检验,并从多维度对实证结果做出了稳健性检验,提升了结果的说服力。综合来看,本文分别从宏观初次分配和微观家庭资产结构两大视角,从动态和静态两个维度,探究家庭财富对居民消费异质性的作用机制,进而在特定的经济增长路径和增速目标约束条件下,深入研究由家庭财富导致的消费异质性对居民消费潜力释放的影响。全文共分八章。第1章为绪论；第2章为文献综述；第3章对家庭财富格局变化与居民消费的现状进行了分析；第4章以“家电下乡”为例分析了消费异质性与财政政策效力。第5章分析了宏观视角下家庭财富变动与居民消费潜力释放；第6章研究了微观视角下家庭财富与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第7章探讨了经济新常态下居民消费异质性与经济增长新动力的构建；第8章为结论与政策含义。纵观全文,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第一,结合中国经济所存在的二元经济和信贷约束等特点,基于Bhaduri & Marglin(1990)提出的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增长模型,构建了一个分析中国劳动份额变化对总需求影响的宏观模型。通过单方程估计,发现现阶段中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劳动份额每提升1%,将带动居民消费增加0.59%,同时并不必然带来经济增速的下滑。在借助以劳动份额提升为导向的初次分配改革释放居民消费潜力的过程中,若政府能有效掌控各项政策的推行时间和推行力度,完全有可能实现经济平稳增长与消费驱动型增长动力构建的同步推进,为我国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奠定稳固基础。第二,基于微观调查数据,将居民家庭资产区分为流动性较高的资产和流动性较低的资产两种类型,把不同类型资产的变现成本引入到家庭消费决策的分析中,将一个简单的“消费—储蓄”决策模型与鲍莫尔—托宾(Baumol-Tobin)货币需求模型相结合,构建了一个简单双资产消费决策模型。实证研究发现,家庭流动性较高的资产占比的提升有助于提高家庭的平均消费倾向,流动性较高的资产占比每增加1个百点,家庭的消费倾向增加0.11个百分点；随着家庭流动性较高的资产占比的增加,其对消费的促进作用也会显著增加；在控制流动性较高的资产占比的影响后,资产总量对消费倾向的影响也呈现出类似的特征。流动性较高的资产占比的提升能够显著提升家庭消费。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居民家庭流动资产的占比将进一步提升,这有助于构筑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的微观基础。第三,基于经典RCK模型,结合异质性消费理论的最新进展,探讨了在我国家庭财富快速增长的背景以及现阶段特定的金融环境下,居民消费异质性行为的产生机理及其对经济增长路径的影响,发现由于我国经济产业升级的滞后以及金融垄断势力的存在,居民所面临的二元资产供给结构导致了家庭消费支出及消费率双降局面的出现。微观实证研究发现,我国约有33.57%的家庭为不同于传统消费理论中同质性消费者的“非李嘉图式”消费者。通过政策模拟发现,“非李嘉图式”消费者的存在也会显著影响政府转移支付对消费的促进作用。但随着收入的提升,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的存在则会在一定程度上掩盖“非李嘉图式”消费者的影响。本文的政策含义为：对比全球主要经济体发展史实,我国经济在当前背景下,居民消费潜力受宏观收入分配格局恶化,以及微观家庭二元财富格局的限制,呈现出显著的异质性,并未发挥出与经济高速增长相对应的作用,居民消费潜力受到显著抑制。而传统经济增长路径下,投资环境与投资效率的恶化进一步加剧了消费潜力的抑制所引发的经济发展效应。本文认为政府应着手在当前阶段构建通过改善初次分配格局促进居民消费增长的长效机制,统筹各项改革措施的协调性。着力通过推进普惠金融促进家庭资产多样化,通过消除金融业垄断势力提升家庭资产流动性。通过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的发展,增强金融市场的竞争,为家庭提供种类更为丰富、“期限—收益”搭配多样化的可投资资产,改变以房产为代表的不动产在家庭资产中占比过大的局面。降低国有金融机构的垄断地位,通过降低社会金融服务的整体资费水平,减少居民各类资产变现的机会成本,提高其流动性,进而促进消费倾向的提升。通过逐步放开信贷管制,破除行政性壁垒和民营企业的投资、经营、融资难题,提升投资效率。